2002年9月11日，这一天，从清晨来临到夕阳在哈德逊河落下，一系列纪念活动将在纽约展开。

　　“我们将忘记。对划时代事实的记忆也会随时间减弱，专家称这种现象之为‘闪光灯泡记忆’，时间流逝，纪年表变得混乱，我们在细节中摸索，希望重构过去，使它连贯并意味深长。”

　　《新共和》杂志专栏作家安德鲁-苏里维用两个问题考量美国公众的记忆力——世贸中心双子大厦的哪一座先倒塌？五角大楼是在双子大楼都造到撞击之后才受到袭击吗？

　　清晨，5支由风笛和鼓手组成的乐队将引领市民分别从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和斯塔腾岛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零度区域”，即世贸中心废墟，8点钟过后，5支游行队伍将在那里汇合。8点46分，默哀开始，那是第一架飞机撞到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刻。

　　纽约市长布隆博格说，9月11日，纽约的商业活动并不会停止。一个简单和有力的纪念将给纽约人、美国人乃至所有人铭记和反省的机会。“我们要纪念那一天的惨剧并赞扬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

　　在默哀之后，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将朗读葛茨堡演讲，这是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著名的演讲词——“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以自由为理念，并致力于人生而平等的主张。现在我们投身于一场伟大的内战。这场内战在考验这个新国家或是任何一个有相同理念、致力于相同主张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

　　在这段朗诵之后，纽约前任市长朱利安尼将朗读约2800名死难者名单。从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那一刻开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就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问题。这个数字从去年9月的6729人下降到今年1月的3000人，8月19日，死难者名单确定为2819人，其中1379人找到了遗体或身体残留部分被政府的验尸官加以确认。

　　朗读死难者名单之后，将响起丧葬号声。随后，新泽西州的官员将朗读独立宣言片段。上午的仪式将在10点29分结束，这就是世贸中心全部倒塌的时刻。这一刻，纽约全城乃至全国的礼拜堂将鸣钟。死难者家属将在“零度区域”放置玫瑰，那些事先安置好的花瓶将来会成为“9-11”永久纪念物的一部分。

　　9月11日下午，布什总统将访问“零度区域”，在同一天，他还将访问五角大楼和宾州的坠机地点。日落时分，在纽约的电池公园，布什将出席一个纪念仪式，曾经在世贸中心展出过的“球体雕塑”已经落户于此，预计还会有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在“球体雕塑”前举行的这个仪式，他们将点燃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炬。纽约市长布隆博格将朗读“四大自由”，那是1941年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的演讲。正是从那个演讲开始，美国通过参加“二战”向外输出其自由理念并构筑大国地位。

　　纽约的官员们认为，用朗诵历史文献的方式来代替演讲是恰当的。西北大学教授泽拉斯奇说，这是超越一般政治事件的诉求，用葛茨堡演讲、独立宣言和“四大自由”来引发历史和现实间的共鸣，让人们被那些文献中固定的理想再次感召。“在上帝的庇佑之下，自由将在我国重生，而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存于世上。”

　　《时代》周刊说，“9-11”一周年的纪念是一个回声而不是哭诉，我们将讨论“9-11”改变了什么——这个国家更团结了？是更可怕了还是更安全了？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将怎样平衡？人们是否更专注于美国理想？

　　夜里，纽约的各公园将有许多人点燃蜡烛为死难者守夜。白天里人们朗诵过的那些篇章将被现场音乐会取代。

　　美国霸权：终结的开始？

　　两个“9月11日”：侵犯的与侵犯的霸权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针对“9-11”事件说：“这是一次独特的战争。它的独特性表现在它开始的方式——它以我国历史上遭到的最大规模进攻为起点。”

　　历史总给人以联想的空间，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政变，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国际舆论当即纷纷指责美国与政变有直接关系，而美国却否认参与。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还坚持说：“是他(阿连德)在智利制造的反对派发动了1973年的军事政变。在政变的酝酿、计划和执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发挥哪怕是最小的作用。”一直到1977年，卸任后的尼克松才承认美国卷入了智利政变，他对美国卷入政变的解释是：“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比左派民主强。”

　　1998年智利前军政府首脑皮诺切特将军在英国被拘事件发生后，克林顿根据新闻自由法，把与1973年9月智利政变相关的大约5800份文件和资料解密。这些材料展示，美国不仅参与了颠覆和推翻阿连德政府，而且参与了皮诺切特的镇压活动。1973年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工作站发往华盛顿的一份电报显示，美方已经获得详细的政变计划甚至细节，比如海陆空军怎样配合，他们知道9月11日上午9点政变者将在农业电台播放声明。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一篇名为《超级大国？》的短评文章中，将这两次9月11日描述成两个“响指”：1973年9月11日，美国打了一个响指就自行其是通过制造一起政变，把智利的皮诺切特搞上了台；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打了一个响指，美国民众和政府被这场打击搞得惶恐不安。

　　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不是两个孤立的事件，前者到后者的变化证明了美国的霸权在衰落。因为霸权国“通常可以制定地缘政治游戏规则，它几乎总能仅仅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事实上去诉诸武力”。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 Goldstein)在《长长的循环：现代世界的繁荣与战争》一书中将霸权国家定位成：在国际关系中一个能够专横跋扈，至少能够发挥其统治和支配作用的国家。而“9-11”之后，美国让塔利班交出本-拉登等“基地”组织头目，未能成功，不得不诉诸武力。卡特在1978年能迫使埃及和以色列接受戴维营协议，而克林顿在2000年的戴维营使尽全力却不能控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海湾，美国同样无法解决萨达姆和他的政权，他说服不了欧洲及阿拉伯国家同意它对伊拉克动武，现在甚至连英国政府也提出要政治解决优先。

　　沃勒斯坦在美国《外交政策》今年7—8月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老鹰坠地》的封面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分析。按照他的观点，从1945至1970年，美国享有真正的霸权。那时，尽管有冷战，美国几乎总能在它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掌控联合国；把苏联遏制在苏联红军1945年抵达的边界之内；利用中央情报局“推翻或重新安排它认为不友好的政府”(如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关塔马拉、1956年的黎巴嫩、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往往不情愿的西欧联盟国身上，迫使他们取消军事行动(例如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并迫使它们加快非殖民化步伐。

　　“美国在登上霸权顶峰后，同时也铺就了霸权灭亡之路”。至于“9-11”，沃勒斯坦认为，它“最终把美国推向了目前的处境——一个没有实权的超级大国，一个得不到服从和尊重的世界领袖，一个在它无法控制的全球乱局中随波逐流的国家”。

　　以“9-11”为起点，美国在全球展开了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斗争。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丁-沃克认为，“9-11”使“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起帝国的重任”。但沃勒斯坦提醒人们，美国很可能在这场反恐战争中被拖垮，美国政界和军方一些鹰派扩大反恐战争对象的做法将加快美国的衰落，把缓慢地下降变成更加迅速和充满动荡的跌落。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的霸权是否会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想出办法体面地衰落，尽量减少对世界、对自己的损害。”

　　谁隐藏在“三维棋盘”的底部？

　　1997年，当时还是美国佛蒙特州一位平民的约迪-威廉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的努力达成了关于禁雷的国际公约，该公约曾一直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强烈反对。约迪通过互联网组织她的运动，参加者包括一些中等实力的国家(如加拿大)及一些政治家和名人，包括已故的戴安娜王妃。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其新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中分析这种现象时说，信息技术正在形成实际上超越国界的组织和网络，跨国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组织超越国界吸引公众组成联盟，具有软实力。信息技术发展让这些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其活动从局部地区和一国向全球规模发展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相对降低。现在，在国际上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超过了3万个，它们的集团影响力正在不断膨胀。约瑟夫-奈认为，“9-11”事件是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一个可怕征兆。信息技术革命使政府权力分散，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生作用——包括制造大规模破坏事件。

　　技术进步如何改变中央政府的权力一直是一个话题。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蒸汽机被广泛运用，对经济、社会和政府都产生了强有力影响。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各社会政治力量都因此而发生变化，使政府的力量凸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被广泛运用，政府的权力再度集中。社会学家威廉-奥格伯恩(William Fielding Ogburn)当年指出，新技术在21世纪将导致政治上的进一步集中和国家作用的进一步增强。奥格伯恩在1937年说：“由于飞机、公共汽车、广播、电话以及各种有线和无线装置的使用，美国政府有可能向更集中化方向发展。这些发明使各项工业跨越州界扩散……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政府的集中化就是一种世界趋势。”

　　然而，信息技术发展却使这种趋势出现逆转。约瑟夫-奈认为：“由技术革命造成的政府权力集中化的顶峰应该是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的集权国家，它非常适应工业化社会，并最终为信息化所瓦解。”

　　信息技术的低成本大大改变了跨国界的各种传播渠道，反而促进了中央政府分散化——首先向像联合国或世贸组织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分散，其次向跨国公司(比如IBM、壳牌公司)、全国性公司(如美国航空公司)和地方企业这样的私人公司分散，还向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比如美国的红十字会)等第三组织分散。

　　国际政治的生态因此发生变化。约瑟夫-奈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他用“三维棋盘”来形象地描述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力量格局，“在棋盘顶部，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单极的，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既拥有洲际核武器，也拥有大量的、能够在全球部署的装备先进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的国家。在棋盘的中部，经济力量是多极的。美国、欧洲、日本的产品占世界2/3，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迅速上升，有可能在本世纪初期成为重要的一员。在经济领域，美国不是霸主，它必须经常站在平等立场上同其他各极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在棋盘底部，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多样的非国家分子的行为。有通过电子手段转账比国家预算还多资金的银行业者，另一方面又有转移武器或破坏互联网黑客的恐怖分子，更有那些对国际事务指手划脚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个层面，力量非常分散，根本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

　　创造性的毁灭力量和毁灭性的维持力量之战

　　美国学者克拉克-贾奇(Clark Judge)去年年底在美国《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的大战是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一种政治冲突，21世纪的大战很可能是创造性的毁灭力量和毁灭性的维持力量之间的战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冲突。”恐怖主义组织，尤其是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为什么要挑战美国霸权？克拉克-贾奇把问题归结为美国文化霸权随着全球文化美国化得到加强而遭致的鄙视和怨恨。

　　克拉克-贾奇认为，从美国“主动的物质力量”来说，它比半个世纪前小了，美国现在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部署的实际力量是为保持现有的疆界，它也“无意用强制手段从其他国家得到有利的贸易协议或者贡品”，它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来管理国际经济关系。但美国已经控制着巨大的非物质力量，这是除了经济、人口和军事之外的第四种力量，美国的这种力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发展也没有这样迅速过。这是一支有很大破坏作用、革命性，甚至“毁灭性”的全球力量。全球新兴的中产阶级支持这种非物质力量的发展。克拉克-贾奇说：“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巨大的新‘中产阶级’，由一些按照美国标准来看依然贫穷的人们组成。”“从欧洲直至中东、亚洲和拉美，或许还有非洲，各种新的阶级在不断产生”。经济全球化激发了“店主、小手工艺者、地方制造公司和那些有志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特别是在僵化的社会，这些新兴阶级可能被他人视作“美国人”，他们也许在那些去麦当劳用餐、穿牛仔服、看美国电影的人中占相当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

　　“在社会死板僵化、精英占据牢固位置的地区，这些新兴阶级(他们在各处并不相同)严重扰乱了种种现存的方式。”“更为令人不安的是；这些人即将获得一定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和尊严，向旧秩序发起挑战。”尽管，“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偶尔去麦当劳吃饭；可能偶尔看一场迪斯尼影片；他们可能穿牛仔裤。然而，他们成为美国文化载体的真正方式是他们不顾传统、习俗和权力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近年急剧增加，强化了美国的文化霸权。克拉克-贾奇由此认为，这种美国化的全球推广导致了“创造性的毁灭力量”的诞生与发展，而它的诞生与发展又推动美国的“毁灭性的维持力量”，之间的冲突为21世纪主要战争形式提供了现实图景。

　　按照西方史学家的描述：“二战”最后是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胜利。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在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20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19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

　　“9-11”后美国霸权衰落的可能前景——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王缉思

　　“9-11”是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标志，但它只改变了美国，并没有改变世界，世界只是随着美国的改变作出的反应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9-11”之后，国际学术界对美国霸权是否在衰落的问题有广泛的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缉思：短期之内，“9-11”提升了美国霸权。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凝聚力提高，政府动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的能力在增强。然而，我怀疑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事物走到顶端总是会下降的，过去我没看到美国霸权的顶端，今天我似乎看到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榜样力量在下降。作为霸权国家，美国的软力量是很强的，它的一整套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不仅不容易受到攻击，还能在世界上竖立自己的威望，这就是一种霸权的软力量。然而，“9-11”之后，美国国内开始启动“恐怖活动情报和预防系统”，有些政府部门鼓励人们互相监视和举报。为了破坏恐怖组织网络，抓进去许多人，不公开审判，绕过某些法律程序，远离过去美国引以自豪的宽容和法制，越来越接近它所指责“极权主义国家”的做法。民族主义升起来，自由主义受压抑，美国因此不再是一个例外的美国。一个例子是：我以前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班机上播放的都是娱乐节目，最近却看到有个节目对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歌功颂德，说她怎么关怀社会、辅佐总统，几乎是一种神化，政治宣传都到了航班上。让人看了倒胃口。现在美国人如果在“9-11”及反恐问题上批评政府，要美国反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比喻现在的美国出现了新“麦卡锡主义”。一位前不久被怀疑制造炭疽病毒的专家就说过，没想到他的工作经历(研究过细菌武器)也能成为被怀疑的理由。

　　王缉思：在国内压制民主、压制自由，对外国就不可能再有吸引力。其实，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的背后掩盖了一个事实：这些都是通过全球化带来的。美国把别的国家资金、人才都吸纳到自己的制度和体系里，因此得以高速成长。而美国的吸引力就是宽容的环境、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现在，美国国内的排外倾向也开始抬头，肤色和种族身份经常成为被怀疑的理由。“9-11”之后我再去美国，机场安检每一次都抽查到我，他们会很客气地说：“Sorry,It happens to you.”(对不起，碰巧抽到你)，这就是一种明显的歧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趋势是否继续膨胀，是观察美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联生活周刊：对外来移民冲击美国社会的担心很早就有，好像“9-11”更加强了这种担心。

　　王缉思：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冲击很大，我80年代第一次去美国，感觉生活质量高、服务好，但十几年却感觉服务质量在逐渐下降、人的教养和文化素质也在下降。不可否认的原因是，是大批外来移民涌入。美国人担心的是，美国如果以这种吸纳方式，就会把外部世界的坏东西也吸纳进去。而一旦紧缩移民政策，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和大量的人才。美国好像没有做好应对全球化的准备。本来，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冲击应该是正常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美国在鼓吹全球化，但它认为全球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使全球更加美国化。然而，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美国可以渗入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可以渗入美国，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因此，我认为“9-11”之后美国的反应是过度了。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过度反应最终是不是会拖垮美国？

　　王缉思：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想把自己“包”起来是不可能的。美国设立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绝对的安全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很可能起反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上是否很难承受？

　　王缉思：反恐战线的蔓延造成的军费增长和治安开支增加，短期可以刺激军工企业和制造安全设备的企业，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从长远来说，危害很大。在外驻军越多，开支越大，招来其他国家的怨恨也多。据说在某中亚国家，美军飞机在军用基地起飞，一次就要数万美元，一旦天气不好，需要重新起飞，钱还要再付一遍。

　　三联生活周刊：在外交上呢？

　　王缉思：“9-11”改变了美国，但没有改变世界，如果说“9-11”以后的世界发生了变化，那也只是随着美国的改变而作出的反应。它不像“二战”结束或是冷战结束，确实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改变的只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进程。没有一个国家在“9-11”之后把反恐作为工作重点，所以美国让其他国家跟它一起反恐难度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像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现在坚持要打，可其他国家基本不为所动。

　　王缉思：可以这么说。这个例子里还透露出一个问题：美国认为世界是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的逻辑是，“9-11”冲击了美国也就冲击了世界，本-拉登是美国的敌人因此也就成了世界的敌人。一开始，国际社会出于道义考虑和现实政治考虑支持打击塔利班。但是美国反应过度，别的国家就不会支持。

　　“9-11”之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认识到别的国家的政府还是重要的，如果国家不作为一种强权来管社会的话，就会出现恐怖主义和贩毒等问题。而在苏联垮台前后，美国人总认为，“百姓是好的，政府是坏的”，美国因此经常甩开别国政府同社会同各种非政府组织联系。现在美国决心通过各国政府来控制整个世界，这就势必加强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有积极的一面，促进了大国合作，但也造成了一种局面：不管这个政府在美国眼里是不是合法的、民选的，只要对美国的安全、对反恐有帮助，你是怎样的政府并不重要。所以，美国不再关注阿拉伯世界或者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这同克林顿时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通过政府来控制整个世界，好像是对的，然而，那些伊斯兰国家能不能控制自己的社会却是一个问题，毕竟它们同欧洲政府和日本政府不一样，它们的百姓对美国的反弹会加剧。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待美国现在仍然享有的霸权？

　　王缉思：据我看，在一定意义上，当前的和平是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发展是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发展。对美国霸权的反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环境，尤其是从一个弱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和平。美国想制止其他国家打仗，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想垄断了军事打击别国的权利，垄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暴力的权利。一些国家可以在这种霸权治下的和平中取得某种安全感。没有霸权国际社会会更混乱。再看发展问题，哪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国际资本，国际资本要求的是一种市场环境，要求搞“民主”政治，要求欢迎麦当劳，这又是一种不公平。我为什么只有按照你这一套才能发展？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政府腐败，经济发展因此可能失去公平，贫富分化更趋严重。这样有些人就会反对全球化，同时也反对美国。三联生活周刊：未来的国际秩序怎样？

　　王缉思：我认为，国际秩序重建不能以仅仅推翻美国霸权为出发点，美国霸权几十年后可能不存在了，国际社会能够因此而更公正、更稳定吗？没有霸权的国际社会仍然会自然而然会形成某种秩序，我认为可能会形成一种大国合作的秩序，比如几个核大国联合起来阻止武器扩散。秩序总是强国或者发达国家制定的。可能你会想，这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其实，这套秩序今天对你可能不公平，但是一旦日后你发展起来，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就找到了。我们想要当发达国家，就不要认为发达国家制定的秩序都不合理，要适应这套秩序，也要改善这套秩序。所以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负起大国责任。-

　　一张以“反恐”划线的关系地图

　　海湾：打击过的和将要打击的

　　伊拉克是继阿富汗之后的第二个军事打击目标，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白宫透露，官员们同伊拉克和西方的专家已经组成工作组，讨论推翻萨达姆后伊拉克未来的问题，其中包括司法、赦免、战犯以及战后经济和预算计划等等。这项工作的下一个阶段还将讨论公共卫生、农业、水、环境和民主原则等问题。

　　伊拉克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过的国家。然而，当年战争结束却停在了一个最初的始点——伊拉克退回到和科威特的边界，萨达姆政权继续存在，主权受到限制的只有南北两块禁飞区，或者偶尔受到零星空袭。“9-11”加速了美国推翻萨达姆的决心。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军事打击的模式会不会在阿拉伯国家蔓延？

　　目前，伊朗因为遭到美国怀疑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允许“基地”残余分子过境，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半年间由“接触”转变为“排斥”；美国和沙特在打击伊拉克问题上争论不休，很多美国人甚至认为沙特才是潜在的危险，因为直接制造“9-11”的恐怖分子中有11人都来自沙特。

　　中亚：长久的觊觎与谨慎的进入

　　美国对中亚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这一块地区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还由于拥有里海石油资源一直被美国所重视。但这里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强行进入可能会导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已经由于北约东扩，几乎失去了战略纵深。

　　反恐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在阿富汗战争开始前两周，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乌兹别克斯坦。其他的中亚国家在阿富汗战争开战前大多也表示了同意美军使用领空甚至基地。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可能会促使中亚国家走向事实上的独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享有对这些国家的强大影响力，可惜，这些国家却无法从俄国那里得到好处，尤其是经济上的。只要大致估算一下，一旦美国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中亚国家驻军，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那就意味着，平均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美元。因此，对它们来说，反恐也是机会。

　　反恐的“第三战线”今年3月份蔓延到格鲁吉亚。当时，美军开始往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派军事教练，帮助训练格鲁吉亚军人对付潘基西峡谷的恐怖分子。

　　中东：巴勒斯坦建国与阿拉法特的命运

　　美国总统布什6月25日在白宫发表关于中东问题的演讲，提出了核心是巴勒斯坦有条件建国的新中东和平方案：美国将支持巴勒斯坦成立临时国家，巴勒斯坦最终的疆界、首都和主权等问题都将在以后由以巴双方进行商讨，整个计划预期在三年内完成。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必须选出“不对恐怖主义妥协的”新领袖，显然有意将阿拉法特排除在和平方案之外。

　　事后，美国媒体透露，布什之所以正式提出撤换巴勒斯坦领导层，主要是因为布什此前接到以色列情报，称阿拉法特批准拨给阿克萨烈士旅两万美元经费。阿克萨烈士旅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自杀性爆炸。还有一个原因是年初以色列截获的一船来自伊朗的军火，当时布什曾经首次非正式地提出阿拉法特应该下台了。

　　阿拉法特的命运在“9-11”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以前的哈马斯的人体炸弹和以色列军事报复的循环中，美国往往不谴责一面。然而，“9-11”之后，美国不仅不批评以色列战斗机夜以继日的轰炸，还说以色列有自卫权。美国开始在公开场合要求阿拉法特履行其和平诺言，制止恐怖行为。

　　东南亚：恢复的和扩展的军事合作

　　从菲律宾开始，美国拉起了反恐“第二战线”。自从美国军人撤出苏比克湾以来，美国在菲律宾没有军事存在。然而，1月20日，三架载有美国军事人员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运载近20名美军士兵从日本冲绳岛出发，抵达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三宝颜。三架运输机所运载的配备，能供应至少650名美军的需求。除军事人员，运输机也载有多辆军车、发电设备、一辆升降装卸车和一辆重型挖土机。此前几天，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已经陆续赶往菲律宾。他们主要协助和训练菲律宾部队对付反政府的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

　　8月1日，鲍威尔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时表示，美国准备恢复同印尼的军事合作，它们的军事合作在几年前由于印尼阻止东帝汶独立涉嫌大屠杀而中断。美国还将向印尼提供超过5000万美元帮助其反恐。东南亚的反恐战线开始蔓延到这个有最多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南亚：美国回归“重巴轻印”

　　“9-11”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最大程度地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尽管自己失去了苦心经营多年的战略纵深，但重新被美国重视起来。去年11月10日，穆沙拉夫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访问了美国，还得到了1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巴基斯坦因此成为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最大的美元受援国。美国在冷战期间曾经长期执行“重巴轻印”的政策，在南亚，是以美巴为一方；苏印为一方的四国双对抗的平衡结构。可是，冷战结束，巴基斯坦作为遏制苏联南下的意义不复存在，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地位上升，美国开始“重印轻巴”，对印度提供援助，并和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却暂停对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尤其是穆沙拉夫以军事政变上台后，民主党人克林顿政府更为不满。2000年卸任前，克林顿出访南亚，在印度呆了几天，而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个小时。美国此次出于反恐的需要开始重视巴基斯坦的作用，有利于制衡实力超过巴基斯坦的印度，对南亚地区的稳定局势是个福音。

　　“9-11”什么都没有改变，而安龙改变了一切

　　很多年以后，“9-11”事件注定会被追溯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标志。

　　就在“基地”成员驾驶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座”的前夕，30万反全球化人士曾将热那亚变成了抗议的海洋，之前这股反对力量已经横扫了西雅图、华盛顿、布拉格、尼斯、夏威夷……他们的矛头指向是美式全球化的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WTO，这些机构和跨国公司联盟所共同遵循的“华盛顿共识”被抗议者指责为激化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罪魁祸首，它令全球化共同富裕的理想最终表现为共同衰退，并且应当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负责。在那时，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经济学家柏格斯登(C. Fred Bergsten)已经承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问题，他说：“与反全球化力量相比，我们目前处于弱势。”

　　对于全球化是不是美国化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似乎已经不存在太多争议。《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过去十年中，凡是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式资本主义及其理念都已被广泛认同和接受。世贸大厦无疑是整个美式资本主义的图腾，同时它也应被视为美式全球化的实体象征。“9-11”事件中，伴随这个图腾逝去的共有88个国家的公民，这样一种悲惨意义上的全球化图景，足以促发人们对美式全球化提出新的思考。而“9-11”一年以来，美国经济霸权在肌体各个部位的衰退，则为这种思考提供了最有力的支点。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9-11”事件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道德意义和现实意义上都已破产，“美国人本能地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想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他们靠这种理念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丝毫感觉不到在许多地方人们被压抑的愤懑和对西方的不满”。约翰-格雷为美式全球化归纳的后果是：西方国家消费者权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欧洲福利国家原有制度遭到颠覆，民主体制遭阉割而虚弱不堪，环境被破坏，第三世界陷入更大的贫困。他说：“我们现在应当认识到，美国模式主导下的全球化理想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一种缺乏人性基础的乌托邦。那种堂而皇之认为所有人应当无拘无束同其他人做交易的想法，本质上是邪恶而危险的。”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最终在战争、金融崩溃和坏政府的联合作用下毁于一旦，历史并非不会重演，一种缺乏理性指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暴露出足够的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讲，“9-11”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警醒，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

　　“9-11”：挑破最后一块新经济泡沫

　　与一年前许多行家的估计相反，“9-11”并未使美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除了对航空、旅游、保险等行业冲击较大，恐怖袭击直接造成的股市震荡和消费信心低迷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安龙事件后评论说：“对美国经济来说，‘9-11’什么都没有改变，而安龙改变了一切。”

　　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认为，“9-11”的意义在于它充当了一个历史坐标，在它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的霸主地位开始遭到削弱。他说：“1998年时许多美国公司就已经向投资者呼吁减轻股票升值的压力，这说明美国经济结构中一些深层矛盾早已开始酝酿，出现问题是迟早的事。但‘9-11’事件的突然爆发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常规运行，将管理层、投资方及监督机构进行调整的空间压榨到最小，从而让一系列结构性危机提前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则认为，“9-11”一年来众多高科技公司破产标志着美国最后几块新经济泡沫的破灭，而从全球化角度看，新经济的破灭是美国经济霸权萎缩的最根本原因。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为全球化作的定义是：全球化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使全球市场得到整合的动态过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动力的新经济不仅确立了美国全球化领袖的地位，同时也使它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陈兴动说：“一架波音747飞机70%以上的部件在美国以外生产，但美国却能从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中获取80%的利润，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经济魔术。但很少有人问凭什么美国人要从波音747里拿走大部分收入，他们的高科技是不是真值这么多钱？在国际投资者眼里，美国高科技几乎成了难以估价的艺术品。”

　　在整整十年时间里，高科技神话让全世界陷入一个幻觉——硅谷的科技创新能为全球资本提供无限的增值动力。在纳斯达克高收益率的召唤下，全球资本都在加速向美国涌动，美林公司的统计显示，1996～2000年，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债券从17%增长到34%，持有的股票从25%增长到33%。欧元推出后并未令欧洲资本市场有多少起色，相反从欧元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却高达2610亿美元。“私人投资从资本稀缺区向资本丰裕区流动，这本身就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何帆说，“现在美国股市低迷不振，国债利率很低，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国际资本对美国经济的评估也会更加谨慎，新经济时期60%投资来自国外的景况将不会再重演。”

　　新经济破灭抽走了美国全球化战略的第一动力，在外国资本撤出美国的同时，许多美国公司也已不声不响地从全球据点作战略性撤出。美林、摩根斯坦利、嘉信理财都已缩小了它们在亚洲的业务范围，曾经雄心勃勃要开创24小时全球股票交易的纳斯达克让日本纳斯达克市场关门大吉，美国房地产开发巨头Home Depot从阿根廷和智利撤出，大多数美国公司都对全球投资计划做出新的调整。

　　忙于摆脱经济困境的布什政府一边利用钢铁关税、农业补贴和美元贬值进一步关闭美国市场，一边对区域经济整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淡态度。

　　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认为，目前有必要关注美元贬值对全球化进程的意义，他说：“美元持续贬值标志着克林顿时期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的终结，也让美国少了一把推行全球化政策的利剑。强势美元既是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结果，也是美国大量吸引外资以弥补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条件。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强势美元与美国经济基本面之间存在不对称性，而美元贬值无疑将增强欧元作为一种重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提芬-罗奇则估计，美元在2002年和2003年将分别贬值7%，最终可能会贬值20%。

　　陈兴动说：“‘9-11’之后经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尽管欧洲经济也在缓慢调整，但由于欧洲存在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有限，它的实力会不断增强。中国‘世界工厂’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正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帮助东亚国家抵消了一部分‘9-11’事件的冲击。几大经济体力量的此消彼长会加强全球经济民主化的色彩，这将使全球化进程更加理性。”

　　失落的美国模式

　　在美国人看来，他们为全球化贡献的不仅是资本与技术，还有一整套商业模式和价值理念。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决不仅仅埋头开拓市场，他们还充分发挥循循善诱的本领，游说俄国人接受公司治理制度，告诫亚洲国家放弃裙带资本主义，规劝欧洲公司将股东利益放在首位。1992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剑桥能源研究所主席丹尼尔-叶尔金(Daniel Yergin)最近对《商业周刊》说：“‘9-11’之后发生的一切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我们的商业模式曾被认为最具效率并为世界广泛接受，但看看现在德国电信和维旺迪的情况，你就会知道美国模式并非灵丹妙药。过去我们常说美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现在谁还敢这么说？我还记得几年前遇到的欧洲大公司老板都乐于被烙上美式CEO的印记，但现在没有哪个欧洲老板愿意被人称为美式CEO。”

　　美式资本主义崭露头角是在“二战”以后，IBM、福特和麦当劳开始向海外发展，但开始时它们往往与本地公司融为一体。伦敦商学院全球战略管理系教授朱利安-伯金萧(Julian Birkinshaw)说：“60年代时，很多英国人都以为他们看到的福特公司是家英国公司，直到柏林墙倒塌和日本经济神话破灭才最终确立美式资本主义一强独大的地位。”美国新经济的诞生促使外国投资者蜂拥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同时他们自己也开始身体力行美国的商业模式。人们都记得德国商业银行主席克劳斯-皮特-穆勒(Klaus-Peter Muller)在就职演说中说：“如果我执掌的不是一家美国式银行，那现在就该把我免职。”印度最大的公司塔塔集团全面引进美式激励制度，在过去10年中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钢铁制造商之一。在像英荷皇家壳牌这样具有典型欧洲传统的公司里，美国企业文化也扎下根来，壳牌公司所有的办公室隔墙都被换成了透明玻璃，同时公司也开始鼓励意见的多元化。从教育角度也许更能反映美式资本主义的胜利，无论是欧洲、日本、中国还是印度，在培养下一代商业人才的商学院里，一半以上的教授都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和沃顿商学院，外国留学生人数已经占全部学生的1/3。

　　通用汽车前副主席、现任意大利菲亚特集团主席保拉-福莱斯科(Paola Fresco)认为，尽管公司丑闻让人们对美式资本主义产生抵触情绪，但美式资本主义仍代表了一种最具活力的商业文化。“全世界都在读杰克-韦尔奇的书，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重新审视这个制度，以便从它的创造性中真正获益。”瑞银华宝公司副主席肯-科斯塔(Ken Costa)说：“‘9-11’之后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人们突然发现美国商业模式以往忽视的一些软因素其实举足轻重，美式资本主义的精髓要想继续为人所称道和吸取，就必须在制度上有所改变，特别是一切只围绕业绩报表的做法。”

　　对美国商业模式的质疑主要发自欧洲，大众汽车公司CEO费丁南德-皮奇(Ferdinand Piech)一向拒绝仿效美国企业将股东权益置于无上地位的做法，他坚持认为顾客和员工与股东利益同样重要。为了抵制股票增值的压力，皮奇拥有的家族企业保时捷公司最近刚从德国指数股中退出。伦敦股票交易所也拒绝了上市公司必须每季度公布财政报告的美国模式，伦交所认为每半年公布一次财政报告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人问伦交所为什么不采取通行的美式做法，伦交所发言人贾明-史密斯(Jamin Smith)说：“因为这里是英国，我们自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

　　在亚洲，一向旗帜鲜明抵制美式全球化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全球化国际大会”上指出，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只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最终目标，在利用全球化工具实现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应当有适合自身特点的一套模式。他特别强调：绝对的市场体系对人类是一大威胁，不受理性和公正支配的绝对全球化将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危害。-

　　专访

　　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拜里-艾奇格林(Barry Eichengr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9-11”后许多经济学家预测这次袭击将重挫美国经济，但现在看来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您认为“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集中于哪些方面？布什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否应当受到赞扬？

　　拉尼斯：“9-11”事件几乎增加了所有行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安保费用大幅度上升。它还造成政府开支剧增，特别是在联邦政府一层。考虑到“9-11”之前美国经济就已经陷入不景气，布什政府的赤字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刺激美国经济复苏，但我认为长远看来，这种政策造成的整个经济效率减退会冲消目前得到的所有好处。

　　艾奇格林：由于安龙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公司丑闻，以及人们目前对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担心，“9-11”事件的真正影响很难估测。很多美国人曾经担心“9-11”是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开始，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此它对消费信心的影响非常有限。我认为是新经济泡沫破灭和公司治理结构中隐患的暴露造成美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而不是“9-11”。“9-11”所起的作用是为这一系列危机雪上加霜。

　　三联生活周刊：“9-11”事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是全球化负面作用的一种体现？

　　拉尼斯：如果“9-11”和全球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就是在世界某些地区存在对美国文化的强烈抵制，而美国文化的全球化传播是整个全球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艾奇格林：可以肯定的是，应用于跨国贸易的全球化手段同样也会被恐怖分子利用，国际恐怖活动所依赖的人员、信息、资金流动实际也是全球化作用的一种反映。“基地”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联络的方式和跨国公司各个海外机构相互联络的方式如出一辙。但坦率地说，我不认为“9-11”事件发动者的动机是出于对全球化的不满。

　　三联生活周刊：“9-11”之后布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经济政策，这是否说明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有所改变？

　　拉尼斯：不，我认为布什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多边主义，“9-11”之前，美国对外政策有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而现在布什比过去更重视多边联合。

　　艾奇格林：我也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布什政府采取提高钢铁进口关税和增加农业补贴的做法基本上是出于无奈，但除了这两点，“9-11”之后他更多地转向多边主义。美国政府在对外援助上的立场有了极大转变，外援增长幅度虽然不大，但发出的信号却非常明确。另外美国通过IMF向巴西提供金融支持，也反映美国已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与外部世界密切相关。

　　三联生活周刊：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应该从“9-11”事件中学到些什么？

　　拉尼斯：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分子都来自富裕家庭，但他们滋生仇恨的根源仍然是所在地区民族日益积累的贫困和被排除在经济现代化进程外的强烈怨恨。“9-11”带给全球化的一个教训是，这个过程必须多元化，而且必须让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能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记者◎吴鑫邱海旭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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