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都人

　　“9·11”事件代表着美国扶持沙特阿拉伯抑制伊朗伊拉克策略的最终失败，也意味着这一长达几十年的外交政策的自然终结。从布什政府近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大致可以看出，华盛顿对穆斯林世界外交策略的新走向：白宫准备不顾阿拉伯“温和”政权的死活而执意攻打伊拉克，究竟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是否合拍，一目了然。

　　近来，布什政府欲以军事手段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鼓”越捶越响，已颇有箭在弦上的架势，即使在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巴格达以后，美国攻伊的决心依旧毅然决然。与此同时，阿拉伯联盟却再三重申：阿拉伯世界一致反对美国武装进攻伊拉克。就连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可靠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也数次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利用沙特境内的任何基地攻伊。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显然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力不从心：阿拉伯世界的“大气候”

　　首先，近20多年来，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什叶派的复兴，这是穆斯林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重要部分。简言之，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什叶派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不为常人所知的是，阿拉伯世界中有大量的什叶派人口，特别是海湾地区：在伊拉克早就是多数，在巴林也占多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也有众多的什叶派人口。其历史原因是，波斯湾长期以来一直受以什叶派立国的伊朗(也习惯称为“波斯”)控制。什叶派势力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扩展，则是另一个有趣题目。可以说，近20多年来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包括塔利班的出现和“9·11”事件的发生，都直接受到什叶派复兴的驱动。

　　第二，是阿拉伯世界的信息革命和信息民主化。这主要得益于卫星电视和因特网的普及，出名的“半岛”卫星电视台是典型例子。这是近年来的最新发展，其社会影响绝不能低估。这种传播方式不仅直接迅速，而且电视画面的视觉效果对广大民众造成的心理冲击，绝非其他传媒可比。

　　“9·11”事件在全球的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便是来自卫星电视的直播。阿拉伯世界的卫星电视台不受美国支配的英语传媒的主导，也日益超越各亲美的“温和”阿拉伯政权的控制。它对于世界新闻的报道，特别是中东冲突的血腥场面和以色列军方的残暴手段，日夜冲击着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千家万户。

　　《纽约时报》资深国际记者弗里德曼数次告诫说，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青少年因此在强烈反美仇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该报8月15日发表社论《阿拉伯青年的愤怒》正式警告说：阿拉伯联盟所属的22个国家有2.8亿人口，其中1／3的人不到15岁，这些青年们日益仇恨美国。

　　阿拉伯世界的信息革命，使得各亲美“温和”阿拉伯政权遭到极大的制约。英国有报纸认为，如果这一情况早出现十几年，那么即使是老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时期可能都无法说服科威特之外的任何阿拉伯政权加入反萨“盟军”。

　　第三，是几百年来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一直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落后于世界潮流。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从阿拉伯方面看来，西方列强对他们的长期直接和间接控制是重大因素。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英法一反鼓励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造反的许诺，而是通过各个傀儡直接控制了阿拉伯世界的心脏。例如，安插被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哈希姆王朝“统治”叙利亚、约旦、伊拉克3国，再加上对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殖民化过程中，美国取代了欧洲列强，继续扶植专制、腐败、保守和所谓“温和”的阿拉伯政权，限制了阿拉伯社会的现代化步伐。

　　在现代社会中，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经济和科技方面极为不振。除了巴基斯坦具有惟一的“伊斯兰核武器国家”资格外，穆斯林世界在军事能力上已大大落在西方世界之后。在电脑等高科技带来的新工业革命中，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增大。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近日悲叹，整个穆斯林世界已处于无望的软弱状态中，就是对这一形势的很好总结。由此而造成的挫折感和无望心态，是狂热极端主义的最佳温床。

　　第四，是阿拉伯世俗力量的衰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曾出现过蓬勃的世俗运动，例如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和泛阿拉伯的复兴社会党，以求“赶超”西方。然而，在各种挫折和失败之后，这些力量日益消沉。例如，纳赛尔主义的策源地埃及，如今成为以色列之外最大“美援”接受国，上层统治集团仰赖华盛顿鼻息而生存。惟一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的两个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也都风雨飘摇，随时可能被美国强行“改变政权”。

　　与世俗力量衰落形成对比的是，宗教势力和极端主义却不断膨胀。本·拉登和卡伊达“基地”组织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世俗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的妻子便是出于基督徒家庭)和基于伊斯兰教势力的哈马斯组织两者之间的力量消长，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扶沙抑伊：美国几十年的苦心经营

　　伊朗革命以来，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政策，一言以蔽之，便是“扶沙抑伊”，即扶植“专制和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抵制伊朗革命代表的什叶派复兴和伊斯兰民主化运动。

　　去年的《华盛顿邮报》曾对这一历史有过回顾性评论，说这一政策有两个直接结果。

　　第一，沙特阿拉伯王室崇奉的逊尼保守派的瓦哈比教旨在整个穆斯林世界蔓延。目前，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伊斯兰教逊尼派激进主义，均基于瓦哈比原教旨的极端教派，特别是在曾经被前苏联侵占的阿富汗。本·拉登和塔利班集团的出现，便是这一过程的自然产物。

　　第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即“两伊战争”，进而演变成海湾地区逊尼派阿拉伯政权“抵抗”伊朗什叶派“扩张”的斗争。美国因此或者直接出面、或者通过沙特阿拉伯，大力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得以在海湾地区坐大。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前，曾向当时美国驻伊拉克的女大使“打过招呼”，并自以为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也是基于这一关系。

　　《国际先驱论坛报》9月2日评论说，卡伊达“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对付前苏联而创造的产物。“此事对俄罗斯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从来不是秘密，惟独对美国公众才是一个秘密；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也只有美国公众茫然无知”。这可谓一语中的，并且是笔者评论过的美国主流传媒新闻封锁的又一例子。

　　“9·11”事件则代表美国“扶沙抑伊”策略的最终失败，也意味着这一长期外交政策的自然终结。从布什政府近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大致可以看出华盛顿对穆斯林世界外交的新走向。应该指出，自布什政府上台以来，除了“9·11”之后短暂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期间之外，国务卿鲍威尔一直处于实际被架空的处境。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权落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鹰派人物手上。《华盛顿邮报》9月初报道，有某国“资深外长”抱怨说，美国国务院的许诺往往和美国的最终决策大相径庭，因而无法听信，就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布什政府的核心，是以美国中西部为根基的共和党右派，以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典型代表。这些右派干将与美国“基督教原教旨派”有密切的渊源，向来轻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共和党右派同时又是“实力至上”(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信徒。对他们来说，第一，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明冲突”无法避免；第二，即便有“阿拉伯街头”的强烈反美民意，但从经济和军事角度，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确实是无能为力的。而美国凭借军事经济势力，可以强行控制中东、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

　　美国内阿拉伯政策新动向

　　众所周知，美国的犹太游说压力集团，传统上靠拢民主党。但是近来，却出现了犹太压力集团和共和党右派逐渐合流的趋向。这是需要另文讨论的题目。但是布什政府近来的阿拉伯政策，明显表露出犹太压力集团的作用。

　　伦敦《经济学家》周刊报道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8月底公开承认，如果美国进攻伊拉克，“没有一个阿拉伯领袖可以控制民众愤怒的爆发”，各亲美“温和”阿拉伯政权能否渡过这一难关，大有问题。可是，正如英国《卫报》近日分析，“温和”政权的存在，正是以色列不时受到华盛顿压力的根源。白宫准备不顾这些“温和”政权的死活而攻打伊拉克，究竟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是否合拍，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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