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福威茨，不为多数人熟悉的一个名字。但身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他，在对伊拉克开战问题上的态度比任何人都要强硬，而且他的观点对于布什政府有很大影响。

　　实际上，伊拉克问题也关乎着沃尔福威茨的事业发展，如果他在布什第一任内有出色表现，那么未来他将是国家安全顾问或者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极佳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的前途已经和萨达姆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沃尔福威茨在1966年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在预算局实习了一年。在70年代初期，沃尔福威茨在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工作，工作重点是限制战略性武器会谈和其他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从1977年到1980年，沃尔福威茨担任负责区域防务的国防次长。

　　沃尔福威茨的政治才能从里根时代起就崭露头角。1983年，他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老布什总统时代，沃尔福威茨于1989年到1993年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的助手，负责国防政策。

　　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军事战略。沃尔福威茨处于政治核心之中。在海湾战争期间，沃尔福威茨领导的国防政策小组在协调美国的海湾战争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沃尔福威茨还参与制定美国的区域防务政策以及两次总统立法提案。这些提案最终导致美国和俄罗斯大幅度裁减核武器。

　　布什政府上台后， 拉姆斯菲尔德之所以会提名沃尔福威茨当他的副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时沃尔福威茨在一个由国会鹰派人物建立的委员会里工作，他那推动克林顿政府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出色工作给拉姆斯菲尔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对于“9·11”事件后沃尔福威茨在伊拉克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拿自己的事业来作赌注。在恐怖袭击刚发生后不久，认为伊拉克是下一个打击目标的人常常被视为精神错乱。当然现在人们似乎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实际上，伊拉克问题也关乎着沃尔福威茨的事业发展。如果布什能够成功连任，到那时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经72岁。而沃尔福威茨现年才58岁。如果他在布什第一任内有出色表现，那么未来他将是国家安全顾问或者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极佳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的前途已经和萨达姆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与他理论家的形象相反，沃尔福威茨的同僚都认为他是一位能够包容新想法和不同意见的人。曾经与他共事的丹尼斯·罗斯说：“我经常发现他和别人的意见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地位。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能够包容与他不同意见的人。”

　　而于里根时代在沃尔福威茨手下干活的查尔斯·费尔班克斯则认为，沃尔福威茨对于那些不符合美国文明规范的国家的事务更加热心。费尔班克斯说：“我曾经在利比亚问题上提出论据，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他回应说：‘你不理解。我真正想要的是摧毁卡扎菲，而不仅仅是要抑制他。’”

　　率先考虑制约伊拉克

　　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别人之前考虑一些重大问题，虽然很多情况下在那时候提出这种问题会产生政治上的不便。例如在苏联接替时，老布什仍然想继续支持已经日薄西山的戈尔巴乔夫，但是沃尔福威茨和他的上司切尼则坚持认为，叶利钦上台将更加容易推动冷战的结束。

　　随后是伊拉克问题。当他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阿拉伯石油危机后晋升五角大楼担任负责区域防务的国防次长时，沃尔福威茨吃惊地发现国防部的人根本不重视海湾地区。

　　沃尔福威茨回忆说：“那时候，北约办公室特别大。东亚问题的办公室也不小。我就问：‘海湾办公室在哪里？’结果收到的回答是：‘噢，我们并没有海湾计划。’这是1977年的事情了。我想，这其中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是越南问题。另一个对外公开的原因则是伊朗国王在帮我们看守着海湾。我说，‘得了，这真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做法。’”

　　为此，沃尔福威茨迅速组建了一个包括丹尼斯·罗斯在内的小组，并起草了一份秘密的威胁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苏联势力可能渗透进海湾地区的。报告指出，苏联有可能通过扶植伊拉克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考虑到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该地区众多的领土争端，报告认为伊拉克有可能出兵攻打科威特或者沙特阿拉伯，从而控制了西方的生命线，“如果美国对此毫无准备，这是很可悲的”。报告还建议美国向海湾地区增派军队以保持该地区的实力平衡。

　　报告并没有引起卡特政府的重视。因为那时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扶植伊拉克以抵抗伊朗的影响。但是沃尔福威茨坚持了这一看法，并促使政府同意用货轮定期地将一些坦克、大炮和弹药运到海湾地区。虽然在海湾战争发生前，这些武器显得好不起眼，但是也正如切尼的参谋长刘易斯·利比所说的那样，这是美国为了对抗萨达姆而运出的第一批重型武器。

　　当伊拉克在1990年突然袭击进攻科威特时，沃尔福威茨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的助手，负责国防政策。他强烈主张向该地区派出军舰以显示美国的决心，与此同时他还坚持美国应该派出地面部队。在伊拉克被逐出科威特之后，沃尔福威茨主张美国应该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方的什叶派教徒以推翻萨达姆的统治，但是没有获得支持。

　　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都没指望派美军攻进巴格达，因为国会和联合国都没有授权让他们这样做。但是对于政府决定迅速撤出美军并让伊拉克保持原状，沃尔福威茨仍然感到很沮丧。

　　对于克林顿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小打小闹，已经到琼·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系担任系主任和教授的沃尔福威茨极为不满，他用非常尖锐刻薄的语气嘲笑美国“被动的围堵政策以及无能的秘密行动”，并指出推翻萨达姆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项政策，虽然说不用公开声称。随后几年，他又明确提议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推翻萨达姆，如果必要的话，美国甚至可以单独采取行动。

　　沃尔福威茨说，在去年美国直接受到攻击前，他也考虑过只向当地的叛乱者提供武器、训练等援助，而不直接出兵攻打伊拉克。他说：“那时候我当然要考虑直接出兵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应该推翻这个恐怖的政权。比较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有机会了。我认为，如果伊拉克获得了解放，我们肩负的责任可能会更大。我们在采取行动时所负的责任和风险是很大的，但是行动之后的责任比这更大。”

　　沃尔福威茨在不同总统任期内的工作经历使他形成一种认识，伊拉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他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则是他在里根时代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形成的。在里根政府里为期两年的工作中，时任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将沃尔福威茨由一名理论家变成了一名实践家。

　　一贯表现与众不同

　　在沃尔福威茨的整个生涯中，他通常都会作出一些与大众观点相背的看法，而同时又避免给人不合群的感觉。沃尔福威茨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数学教授，于1920年从华沙迁到美国。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儿女说，自己很幸运躲过了在欧洲出现的极权主义恐怖统治。据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劳拉称，世界的危险以及美国的道德责任曾是他们在餐桌上一个恒定的谈论题目。

　　在青少年时期，沃尔福威茨在他就读的那间保守观念极重的中学里显得很孤单。19岁时，沃尔福威茨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动的游行活动，这也是他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游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对社会问题太感伤的人”，因此他反对在审问的时候进行严刑逼供，也反对动用军队处理国内危机。沃尔福威茨的博士学位是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的，那儿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战略研究等学科的新保守主义思想产生的温床。他的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冷战时期关于军事战略以及反缓和学派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谁在怂恿布什“倒萨”？

　　在伊拉克问题上，身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的态度比任何人都要强硬，他的观点在布什政府内引发着争论，同时对布什有很大影响。

　　位于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仲夏的闷热仍没有消退。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走下飞机，迎面而来的是一股热浪。在莱文沃思堡，沃尔福威茨将向一屋子的一星将军及其妻子们介绍有关他最近访问阿富汗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伊拉克问题必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要传递给听众的一个信息是，无人驾驶飞机、精确制导武器、当地反对派起义以及美国特种部队将能在发动攻击1个小时内摧毁萨达姆的大部分武器。

　　在谈及即将到来的战争时，这些军人都信心十足。但是沃尔福威茨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打赢这场战，而在于以什么理由对伊拉克开战，这让沃尔福威茨十分头疼。

　　实际上，在布什总统通过宣布萨达姆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威胁”来平息内部争论前，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早就提出了这一疑问。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对不确定的威胁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可能是后冷战时期美国最激进的一个安全观念。但是沃尔福威茨表示，他相信“9·11”事件已经使人们意识到，等待“确定的事实”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的态度比任何人都要坚决。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打，而是什么时候打、如何打。实际上，布什已经箭在弦上，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沃尔福威茨的道学以及他对整个世界的乐观看法对于布什总统有很大影响，他们在“整个地区的战略转换”的问题上互相加强了各自的信心。

　　他首创“先发制人”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鼓吹美国在处理世界问题中应当居于“领导”地位，如有必要甚至可以采取单方行动，而沃尔福威茨则是这种观点的理论家。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世界事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国务院把整个世界事务看作一系列需要共同处理的问题，主张使用职业外交手段争取国际共识进行解决。而国防部则更加强调“领导”，如有必要甚至可以采取单方行动。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这一对从尼克松政府起就是密友的搭档，是这种思想的主要鼓吹者，而沃尔福威茨则是他们的理论家。 在1992，也就是老布什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时候，沃尔福威茨曾受命主持起草一份新的《国防计划指引》。结果沃尔福威茨的第一份草案提议，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保证不会出现另一个超级大国挑战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支配地位。美国应该建立一支不容挑战的武装，而且这支武装应该强大到别国不愿挑战的程度，以此来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美国将参加联盟，但这是一种“特别”的关系。当集体行动不能奏效时，美国将可以独自行动。指引认为美国应该对可能使用核武、生化武器攻击美国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份草案当年被《纽约时报》披露后，各方纷纷指责这个指引太好战和片面。但是多年以后，沃尔福威茨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已经接受了当年那份指引所提出的种种假设。美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表明美国领导人已经逐渐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现在伊拉克成为在“9·11”后出现的布什主义的试金石。但是目前的形势表明，整个世界并没有出现沃尔福威茨所预见的那样形成共识：盟国中只有布莱尔一人表示支持；美国公众虽然表示支持，但并不急切；老布什的核心集团则对此表示谨慎。

　　“9·11”把他推上“倒萨”

　　布什政府上台后一直没有形成自己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明确政策，“9·11”发生后，一直关注伊拉克问题的沃尔福威茨脱颖而出。

　　在上台初期，布什政府曾经重新评估过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而一直拖着。可以说在“9·11”事件之前，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

　　而克林顿时代的制裁很失败：它使平民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但是对萨达姆政权却没有造成任何打击。

　　坦白地说，那时候没人全心关注伊拉克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专注于导弹防御问题；切尼被国内问题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赖斯和鲍威尔则分别忙于和俄罗斯及中国打交道。当恐怖分子发动“9·11”恐怖袭击后，沃尔福威茨第一个关注了这个政策真空。

　　沃尔福威茨的朋友称，他的第一反应是伊拉克或许与恐怖袭击有关系。他研究过专门调查伊拉克与恐怖袭击关系的劳里·玛洛伊（Mylroie）的工作。玛洛伊曾调查过1993年世贸中心轰炸案，而现在则热衷于寻找把萨达姆和“9·11”连结起来的证据。

　　用玛洛伊自己的话说，克林顿政府曾把她看作一个“麻烦难解的问题”。但是那时在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却花了90分钟的时间听玛洛伊简报她所发现的证据，并为她那本谴责伊拉克涉嫌世贸爆炸案的书写了一个序言。

　　其实，早在去年9月15日，沃尔福威茨的论调就已激起布什的兴趣。于是布什才会在今年4月提出“政权更迭”是他解决伊拉克问题的目标，这比人们预期的要早得多。到9月初布什再次将其顾问班子带到戴维营开会的时候，伊拉克问题已摆上每个人的案头。

　　无论如何，在美国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并不孤独。他在华盛顿的重要支持者——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已经开始接管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角色。布什政府在作出干涉主义、理想主义、联盟外交等等外交政策时，五角大楼的影响远比国务院要大。这也使沃尔福威茨成为决策中心的一个重要角色。

　　岂只“倒萨”这么简单

　　沃尔福威茨的观点是将伊拉克作为推动阿拉伯地区“民主化”以及平衡极端分子影响的平台。而布什所宣称的“政权改变”并不包括实现伊拉克的“民主化”，只是要除掉一个被认为喜欢勾结恐怖分子以及拥有武器对西方造成威胁的“坏人”。

　　如果与沃尔福威茨一起待过很长时间，你也许听他讲过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理发师的笑话。这个故事说，每当萨达姆去理发的时候，他的理发师都会问他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事情。终于有一次，萨达姆很恼火就问理发师为什么每次都要提这个人，理发师就回答说：“因为每次说起这个人，你后面的头发都会竖起来，这样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沃尔福威茨很喜欢这个笑话，因为他觉得既然罗马尼亚能够变天，那么伊拉克也一定能够这样。

　　沃尔福威茨说：“我认为适当地控制伊拉克并不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必然引起很大关注，这个赌注是很大的，要比阿富汗高得多。我不能很确定地说，但如果伊拉克真的成为阿拉伯第一个民主国家，即使是罗马尼亚那样的，这也超过了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

　　对此，国际关系理事会中东学者亨利·西格曼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到时候我们将会陷入要做好决心解决该地区所有问题的境地。”

　　应该说，布什所宣称的“政权改变”并不包括实现伊拉克的民主化，而只是要除掉一个被认为喜欢勾结恐怖分子以及拥有武器对西方造成威胁的“坏人”。但是对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大部分美国政府官员来说，推动伊拉克的“民主化”仍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将伊拉克作为推动阿拉伯地区“民主化”以及平衡极端分子影响的平台，这种观点已经获得华盛顿的支持。克林顿时代的中东问题官员丹尼斯·罗斯也认为沃尔福威茨的想法是正确的：解放伊拉克不但惩戒暴君而且鼓励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也有利于舒缓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

　　两大高官明争暗斗

　　沃尔福威茨一直在为伊拉克问题烦心，不断敦促将伊拉克摆上台。然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却持不同的意见，两人表面上互相吹捧，实际上矛盾不断。 在今年1月份，《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9·11”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内布什政府的决策过程。包括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都接受了访问。

　　但是沃尔福威茨却接受拉姆斯菲尔德新闻办公室的建议拒绝了采访。这可能是由于害怕他泄露出一些与政府不一致的声音，因为他那时正为伊拉克的问题而烦心。而在这个问题上，科林·鲍威尔和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将军甚至差点和沃尔福威茨翻脸。

　　在布什政府新上台的磨合时期，科林·鲍威尔曾打电话给沃尔福威茨想让他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考虑到美国政府与联合国冷淡的关系，以及沃尔福威茨对多边主义丝毫不感兴趣，这更像是一个陷阱而不是一种荣耀。但是鲍威尔坚称这是他对沃尔福威茨处理大问题的能力的一种赞赏。而沃尔福威茨也一直热情洋溢地称赞鲍威尔，特别是在传出他们在伊拉克问题上红脸之后。

　　在“9·11”事件发生后，鲍威尔等人曾主张先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显示伊拉克涉嫌参与发动袭击事件，因此把伊拉克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为时尚早。但是沃尔福威茨坚持认为伊拉克是威胁的核心，应及早对伊拉克采取行动。 沃尔福威茨推动伊拉克民主化的观点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置疑。鲍威尔等人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继续留在伊拉克，这将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

　　在别的地方，例如国会山的议员们，他们也认为在伊拉克实施民主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那里的民族问题将使这个国家被分割得支零破碎。而且阿拉伯人的愤怒情绪爆发之后，美国卫戍部队将成为头号攻击对象，石油供应也将出现危机。到时候美国就没有耐心和慷慨去建立一个所谓自由与亲西方的伊拉克了。 本版编译 晓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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