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0月1日讯 西班牙《国家报》今天刊登特派记者巴斯特涅尔发自加沙的报道，介绍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和平”这个词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交谈中完全被省略了。

　　巴勒斯坦的精神病医生萨拉赫说，“在巴勒斯坦我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儿童：没有微笑的儿童。你见过某个儿童在街上笑吗？”这位大夫的潜在顾客多达150万人，在世界上可以名列前茅。这些人生活在加沙地带440平方公里中的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此外还加上16个定居点上7000犹太移民中的三分之一。这些移民的住宅受到军队的保护。这位专业工作者受人尊敬。他有自己的谋生手段，因为这块地狱一样的地方是唯一一处以色列军队没有长期占领的领土，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受煎熬，他们进行报复，遭受挫折。

　　萨拉赫大夫说，“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与其他的战争不一样。不仅是个人，而且家庭的理想也正在死亡。子女们不知道父亲意味着什么，因为父母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许多孩子在玩耍时，想成为像警察和小偷那样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最有势力的，总是获胜”。

　　对外界来说，加沙像是一座监狱，因为它所有向外的出口都由占领者把守，包括空中和海上的出口，但是在其内部也是一种主权的实验室，因为以色列没有以在约旦河西岸同样的侵略者的胃口来对待加沙地带。他们担心在加沙由街道和难民营组成的迷宫里会受到伏击。加沙是一座受伤化了脓的城市。

　　在几天来与记者、部长、议员、知识分子、游击队员及不坦白交待的恐怖分子等人的谈话中，有一个词都被省略了。在加沙都不提“和平”这个词。西方人普遍理解的恐怖主义的含义，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这里成为一种浓浓的情感，其灵魂来自1978年建立的伊斯兰大学，当时以色列正推动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法特的孤立主义。

　　巴勒斯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阿马尔说，加沙不仅在物质方面被孤立，物资奇缺，而且也生活在精神上的孤立之中。“我们面临经常性的食品短缺，感到痛苦，受到镇压和报复，以至我们在感情上很痛苦”。

　　作家和专栏作者沙瓦说，“这是一个采纳民主但是又不民主的社会，因此它本身并不产生新闻。我们所知道的发生的事情来自外部，当局不掌握真正的新闻”。

　　大多数与记者交谈的人说话开始时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句子，“我个人谴责恐怖主义”，“我反对恐怖分子的袭击”。一位电视台的领导人说，“不能否定任何人为了事业去牺牲的权利”。他的同事要求西方的新闻界不要第二次杀他们，以色列人已经这样做了。占领说明一切。自杀的人不是恐怖分子，而是自由的战士。在这儿不可能以别的方式看待这事。“我们有坦克或直升飞机去攻击以色列的电台和电视台吗？谁占领谁？这是唯一有价值的准则”。

　　阿德拉塞尔是法塔赫的高级负责人，现在是负责被监禁者的部长。有1万巴勒斯坦人被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他意识到这不是巴勒斯坦人更合适的形象。“当我们收回我们的土地时，袭击将停止。我们的经济和命运被以色列控制着。他们不仅杀人，而且遣返和盗窃。为什么法国能够抵抗纳粹，而我们不能反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呢？”

　　50岁的阿尔萨拉尔是哈马斯在加沙的发言人，对于承认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他说，“当以色列不再占领巴勒斯坦时，我们将确定自己的立场。其基础也许是回到1967年战争以前的路线。如果美国攻打伊拉克，情况将与1991年的战争不同，冲突将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它的立场”。

　　在巴勒斯坦内，加沙地带是地狱的实验室，确实让以色列真正担心。这里6成的居民不超过18岁，70%的人是难民，人口的增长率是4%。每个怀孕的女人都是严格的国产导弹的携带者。如果说巴勒斯坦人的F-16就是自杀恐怖分子的话，他们技术不高，但破坏能力很强，这些母亲就是那些可怕的机器配件的生产者。

　　阿拉法特宣布的改革没有传到加沙。维护人权的律师苏拉尼对2003年1月将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不以为然。他问道，“沙龙会因为选举停止集体屠杀吗？他们不再轰炸我们的警察局，不再炸毁我们的监狱吗？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挑战。我们只是要求履行联合国的决议，要求撤出被占领土地”。情报局长阿明称，“去年9月11日以后，沙龙的战略在于抵制所有的政治解决冲突的办法，以便只利用军事渠道”。今天的加沙没有表明它不赞同这些意图。(管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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