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国际问题观察员 庄礼伟

　　“9·11”之后，在是否需要和由谁来扮演世界警察、反恐的暴力与非暴力手段等后续应急课题上，已是众说纷纭。而“9·11”的“前传”──冲突的根源与性质，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以下是几种比较有竞争力的解释，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

　　1.传统国际关系学的解释：这是美国单边主义的中东政策所导致的冲突。

　　2.新自由主义者的解释：这是专制邪恶势力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现有国际体制。

　　3.世界政治学的解释：这是全球化进程中贫富阵营之间的冲突。

　　4.文明冲突论的解释：这是文明之间的猜忌和仇恨所导演的必然冲突。

　　5.以人道主义和普世伦理为背景的解释：这是人类中的邪恶因素向整个文明社会的挑战，无论恐怖攻击者自己的解释如何，由于攻击本身已挑战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因此全世界应当联合起来反对这种恶行。

　　第一种解释不能解释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东亚）实行单边主义却没有遭到恐怖攻击。第二种解释不能解释基地组织为什么不攻击同样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法国德国；第三种解释不能解释为什么恐怖攻击不是来自全球最穷的第四世界，而劫机者及其国籍所在国也似乎不那么贫穷。第四种解释自1994年以来就遭到中国学者的密集炮火攻击：文明冲突其实是托言“文明”的政治冲突，政治上和国家利益间的矛盾远甚于文明间矛盾。第五种解释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却又不着边际：这种邪恶因素到底存在于何处？又怎样将它根除？

　　笔者以为关于一个对象物，可以存在多种源自不同角度的解释，它们以扇形包围方式接近着本质和真相。笔者曾经试图证明：“9·11”事件起源于沙特阿拉伯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南风窗》2002年9月下），这并不表明笔者拒绝上述各种解释──大家都是走在向“纵深”进攻道路上既合作又竞标争胜的战友。不仅不拒绝，在本文中，笔者又端出一个关于“9·11”起源的解释，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本文的假设是：“9·11”事件，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由于各自奉行一套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剧烈碰撞。换言之，“9·11”事件浮现出两个绝对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对抗。

　　亚伯拉罕时代

　　这一解释自然要从亚伯拉罕说起。

　　亚伯拉罕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是远古西亚游牧民族以色列人的首领。在《圣经》中，亚伯拉罕时代是人类从混沌的初民社会因等级、血缘、意识形态而走向分裂的转折时期。《圣经》除其本身的宗教意义之外，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描绘了这一转折和分裂。创世记第11章以前，没有种族之分，大家都在“首先的人类亚当”框架内。12章以后，神召唤亚伯兰（亚伯拉罕最初的名字）出场，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以一个整体的民族为个案证明了敬神而必得赐福这一普世性规律；同时，也预示了弥赛亚（以色列人和全人类的救主）将在这个民族中降生为人的排他性安排。

　　亚伯拉罕在其有生之年，就遭遇了家族分裂的悲情。但作为人类远古大家长的象征和被神应许的“众邦之父”、“万民之父”，作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先祖（Father），在“9·11”被假定是伊斯兰教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背景下，亚伯拉罕被赋予了成为文明间和解的桥梁的时代意义。

　　“9·11”一周年后，2002年9月30日的《时代》周刊刊登了戴维·范·贝耶马撰写的《亚伯拉罕的遗产》（The Legacy of Abraham）一文。贝耶马在曼哈顿的出租车上听到了一首阿拉伯歌曲，他请司机解释歌词的意思，司机说歌词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人的请求：“我们有着共同的先祖，可是你们为什么如此对待我们？”贝耶马问：这位共同的先祖是谁？

　　“易卜拉欣（Ibrahim，即犹太人和基督徒语境中的Abraham:亚伯拉罕）。”

　　这首歌的歌名是“Ismail and Isaac”，他们是易卜拉欣/亚伯拉罕（一个人在不同民族中的不同称呼）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分别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亚伯拉罕是三大宗教中间的超人气明星和共同先祖，但这三个宗教的信徒们似乎都忘了这一点。犹太人忽视了亚伯拉罕在基督教中的存在──基督教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律法并使之作为《圣经·旧约》的一部分；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亚伯拉罕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也知之甚少──伊斯兰教继承了亚伯拉罕的律法但有所修订和增补，《古兰经》还把“易卜拉欣”描写成全身心皈依安拉的第一个人。

　　而犹太裔的贝耶马，是直到2002年6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听到这首幽怨的阿拉伯歌曲时，才明白了“亚伯拉罕”对于21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达成和解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既然亚伯拉罕受到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同爱戴，这一纽带能否消除他们之间的仇恨？

　　此前，畅销书作家布鲁斯·费勒在“9·11”之后开始写一本书：《亚伯拉罕：探访三大信仰底蕴之旅》。费勒说：沿着他（亚伯拉罕）的道路走下去，他的子孙将生活在永久的和谐中──尽管这有点一厢情愿，但这是最现实的和解纽带。

　　如果亚伯拉罕是三大宗教的先祖，那么他就像一个留下了苦涩的有争议的遗嘱的父亲：巴勒斯坦这片神圣之地，到底应许给了谁？更久远一点，亚伯拉罕带到摩利亚山上向神献祭的那个儿子是以撒还是以实玛利？

　　旧约中亚伯拉罕的私生活就像一出肥皂剧。他的妻子撒拉确信自己不能生育后，把自己年轻的埃及女奴夏甲交给86岁的亚伯拉罕以制造子嗣，此计果然奏效。夏甲因自己有孕，就小看了“大奶”撒拉。撒拉虐待夏甲，夏甲被迫逃走（创世记16：6）。神的使者在旷野上告诉夏甲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建议给这孩子取名以实玛利，即“神听见了”（她的苦情）的意思（创世记16：11）。后来夏甲回到亚伯拉罕身边并为他生下了以实玛利。

　　然而神觉得作为正房的撒拉还是应该怀孕，以巩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仰，于是撒拉为亚伯拉罕生(100岁时)下了第二个儿子：以撒。以撒出生后的断奶筵席上，以实玛利不过是嬉笑打闹多了一点，撒拉就大发脾气，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安排（神保证会顾念和赐福这对母子），将这母子二人逐走（创世记21：8-14）。

　　这是夏甲的第二次被逼出走。旧约中她和以实玛利在干旱的沙漠中濒临绝境、母子相依难舍难分的情景（创世记21：15-16），是《圣经》中第一处令人伤怀的文字。这个命运多舛的埃及婢女，因血缘和族裔的关系，屡遭迫害。这是人类大家庭分裂的开端。

　　至于后来给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编造的种种不实之词（如嫉妒、贪念），都是取得正朔者的六经注我罢了。

　　对于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儿子以撒，旧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为测试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程度，神命亚伯拉罕献出自己的爱子以撒来做祭祀。亚伯拉罕遵守神的指示，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举刀正要把儿子“做”了，神派来的天使阻止了这一野蛮行为，以杀羊替代（创世记22：1-13）。而在古兰经故事中亦有此事，为穆斯林宰牲节之源头，不过，被亚伯拉罕带到山上的不是以撒，而是“易司马仪”，即亚伯拉罕的“阿拉伯儿子”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由此成为针锋相对的两端。

　　一个源头，各自表述

　　保罗是耶稣升天后直接选定的使徒，他对后世基督教教义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新约“加拉太书”中，保罗认为：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而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上帝拣选的是以撒，所以，应当“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从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加拉太书4：28-31);从而，就可以把属于血气的污迹除去，“顺着圣灵而行”(加拉太书5：16)。

　　根据保罗对亚伯拉罕家史的解释，世界就这样被分割开来：使女、外族，是按着血气生子；正室、自主的妇人，是仰望神的应许生子。女主人有权驱使使女，使女则只能服从。使女生的儿子的地位也是奴仆，不能有继承权。在《旧约》中，神对偏房和奴婢是富有怜悯情怀的，神应许夏甲，她孩子的后裔要建立大国。而在新约中的保罗笔下，以实玛利差不多成了了亚伯拉罕家中的污点。

　　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对亚伯拉罕故事有着有着另外一套诠释：

　　穆斯林视亚伯拉罕为一位重要的先知，他以对惟一的神的虔诚而著称。在《古兰经》中，亚伯拉罕以“易卜拉欣”之名经常出场，至今易卜拉欣（Ibrahim）仍是穆斯林常用的名字。穆罕默德和后来的穆斯林都认为易卜拉欣 (亚伯拉罕)所献的儿子是易司马仪 (以实玛利)，并视自己为其后裔。而在《圣经》中，在摩利亚山上出场的是亚伯拉罕和以撒，那时以实玛利已经被逼出走。亚伯拉罕献祭的儿子是哪一个，成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亚伯拉罕的遗产和正统地位的争夺焦点。

　　历史上基督教与犹太教同样曾长期对立并发生血腥冲突。虽然它们共同崇敬亚伯拉罕，虽然耶稣其实是犹太教一个改革教派的领袖，但在《新约》中保罗笔下，同源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犹如一父所生）也有了高下贵贱之分。保罗索隐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阿）拉伯的西乃（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加拉太书4：25），即是说犹太人都是为奴的；而“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加拉太书4：26），即是说耶路撒冷有天上地下两处，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在律法之下的，而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神应许之城。

　　基督教称亚伯拉罕的阿拉伯妻子及其所生儿子为奴，接着又称地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为奴，看来只有自己来统领世界了。

　　根据亚伯拉罕家史，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本就是同父异母兄弟的后裔；从宗教源流来看，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源自亚伯拉罕时代的一神教信仰。但是在各家宗教的教义中，一切都作了区分，彼此蔑视和敌视。尽管都信“惟一的神”，但这三个宗教自我设限、彼此排斥，礼拜日也各不相同：伊斯兰教是礼拜五，犹太教是礼拜六，基督教是礼拜天。基督教属于强势宗教，所以它的礼拜天就叫“礼拜天”；不过，穆斯林仍然坚持星期五是“主麻日”，犹太人仍然坚持星期六是“安息日”。

　　绝对主义对垒绝对主义

　　人类的分裂，正是始于亚伯拉罕听信撒拉谗言逐走夏甲母子。贝耶马在《时代》周刊上主张要继承和发扬“亚伯拉罕的遗产”，即人类本是一家。但笔者更关注“亚伯拉罕时代”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等级、歧视、宿命、不宽容、排他、贪欲、自我膨胀、虚伪、诋毁、妒忌……

　　如果神是指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分裂则是人为的，如同撒拉撺掇亚伯拉罕逐走夏甲母子，这是人意造成的悲剧。此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成为世仇，相互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在创世记中，虽然揭示了西亚远古社会的种种冲突，人类中的一些败德现象也已经出现，但是，恶人们似乎还没有想到要用意识形态来使恶行获得合法性。到了新约时代，保罗（尽管他是一个大善人）则开始议论夏甲的地位身份及以实玛利的出生方式和血统，以此来证明撒拉驱逐夏甲母子的合法和正确。

　　现在，由于基督教阵营话语权力（即裁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道德、什么具有普世性、谁比谁高贵）的空前强大，世界被区分出了“自由圣土”和“邪恶轴心”，前者口含天宪，声言“替天行道”，狂轰滥炸也就获得了合法性依据。

　　宗教首先是人类分裂的结果，然后，作为合法性的解释机制，它又强化了这种分裂。

　　一个宗教对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有三种认识模式：1. 绝对主义，自己绝对正确，他者绝对错误。2. 包容主义，即认为“他者”也有正确的东西，可以以“开放心态”包容进来。3.多元共存。

　　自从19世纪末基督教中某些人提出“承认《圣经》无误”原则以来，“原教旨主义”这一名词始为世人所知。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绝对主义。“9·11”之后，布什政府以“无限正义”作为反恐行动的代号，也是一种妄用神的名义的绝对主义。

　　“9·11”其实是一种发言方式，它提出了话语权力集于西方一家的问题。然而恐怖分子所尊奉的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尽管它含有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但也逃脱不了绝对主义的局限。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声称：“我对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凡是有悖伊斯兰教的东西都应该被销毁！”这和“无限正义”的逻辑何其相似。所以，“9·11”实际上是一个绝对主义与另一个绝对主义剧烈碰撞的结果。

　　这时候，“亚伯拉罕”应运而生，成为消除宗教关系紧张的希望所在。

　　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是他那个时代从多元信仰走向一神信仰的象征性人物，所谓“亚伯拉罕遗产”，不仅包含着“人类一家”的观念，也可能还包括他的一神论，以及推衍出来的包容主义：即所有信仰都可以回归到亚伯拉罕那里。

　　绝对主义是导致人类集体疯癫的毒素。相比之下，包容主义显得很可爱，但也值得警惕，因为其中仍然有着自己是“最好的”和“最好的应当来整合世界”的危险倾向。“亚伯拉罕遗产”的危险性在于追求一致性。而和谐不是靠一致，而是靠相互尊重与谅解。

　　“9·11”事件及相关的巴勒斯坦问题，从3900年前的“亚伯拉罕时代”就开始孕育。共有一个“父亲”的三大宗教分成两个阵营，不仅根据各自的神的“应许”对耶路撒冷展开血腥争夺，而且根据信仰上的绝对主义思维认为异教徒都得不到救赎，都不值得怜悯──撞死、烧死都是活该。

　　“亚伯拉罕遗产”的推崇者有了一点进步，即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教徒都能得到救赎，因为那个全能的神是唯一的，也是三教共有的（罗马教皇2001年9月23日在哈萨克首都的讲话中就提到基督徒与穆斯林“所共有的天父”）。然而，三教之外的宗教信徒（他们没有荣幸地在源头上和三教共有一个神）是否就得不到救赎呢？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不信教者（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族群”），他们又当如何呢？这世界还要分成多少个等级，树起多少道篱笆？

　　所以，彻底的多元主义，应当是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们，都有他们自己寻求救赎的道路和依靠；不信宗教者，也有他（她）各自不受干扰和歧视的自由的精神世界。有着不同精神世界的人们，只要彼此尊重、宽容和加强沟通，就能够和谐共处，而不一定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的“父亲”。

　　从长时段历史过程的种种深刻教训来看，中国也应当与其他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寻求涉及精神和信仰深处的相互往来与沟通并达成真正的相互谅解（而不总是停留在利益交换层面），否则—甚至就有点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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