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孙东民

　　11月21日，日本各大媒体同时报道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日本将在明年发射用于军事目的的侦察卫星(有的媒体称之为“间谍卫星”)。报道说，该卫星系统由4颗卫星组成，将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地球任何角落。该卫星不受天气限制，可分辨地面一米大的物体。这是日本第一次自行发射与军事挂钩的卫星，它的主要作用是协助日本当局收集更多的军事情报。消息披露后，一些国际观察家指出，日本发射间谍卫星在太空实施独立监视，是其扩大军事活动的明显举动。许多和平人士对日本未来的军事走向深感不安。

　　能进行战争的国家

　　以“9·11”事件为契机，日本以“反恐”为名，搭借反恐顺风车，加紧进行军事武装。日本利用去年12月在日本西南海域发生的“可疑船只事件”，使用高喊“狼来了！”的手法，煽动国内的危机情绪；与此同时，加快了制定相关法案的步伐。

　　日本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安保体系和日本自卫队的行动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日本公然准备把“可以在国外参战”作为国家的行动基准，日本面临日美安保体制的“临战化”。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确立驻日美军基地的战斗态势；第二是部队行动方面的临战化，如日本为支援美国进攻阿富汗，实现自卫队“战时出动”；第三是对“有事相关三法案”进行立法，日本正在一步一步地从一个和平国家走向“能进行战争的国家”。

　　事实上，使日本成为“能进行战争的国家”，是战后自民党政权的长期宿愿。从历史上看，日本从1950年开始实行重整军备，1954年改头换面，建立了实际是军队的自卫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当局突破宪法限制的动向十分明显。1992年，日本通过了可以向海外派兵的PKO(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这一法律成为“有事立法”的基础；1997年制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把中国的周边也视为日本的周边。在“周边事态”中，规定日本可以对美军的行动进行“后方地区支援”，为日本即使没有直接受到攻击，也能与美军协同作战打开了通道。

　　日本是一个善于利用外部压力统一国内舆论的国家。每当有事件发生后，包括舆论界都煽动一种危机感。“9·11”事件后，日本迅速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规定船只实施补给的范围可以达到印度洋、海湾以及澳大利亚等广泛领域。

　　长期来，日本有与强者为伍的传统。与强者结盟、“大树底下好乘凉”是日本奉为圭臬并秘而不宣的立国哲学。在90年代初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当局利用社会上民族主义思潮，加大了在日美军事同盟下不断突破宪法禁区的力度。日本摈弃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公然承认自卫队可以在海外行使武力。经过半个世纪的小心试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开始参加实战，大大超出了国土防卫的“自卫”范围。在日美同盟下，美国发动战争也成了日本的“有事”，日本军力的地理范围和行动内容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据报道，至今年10月底的一年期间，日本共派遣16艘护卫舰和补给舰只，向英美战舰提供了20万升以上的燃料补给。

　　从对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义到实现日美安保的临战体制，从集团自卫权“违反宪法”到“不违宪”的新解释，从日本安保领域的扩大到对宪法规范面的缩小，都显示日本在不断突破宪法的禁区，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护宪修宪长期抗争

　　现行的《日本国宪法》被称做日本的“和平宪法”。和平宪法是相对于旧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言。二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一番民主化(尽管并不彻底)的洗礼。日本新宪法于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新宪法以“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为基调，其中最有名、也最引起议论的是第九条。对宪法第九条如何解释，历来是日本“修宪派”和“护宪派”争论的焦点。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人之所以把宪法视为“和平宪法”，主要根据也是第九条。

　　对于日本宪法第九条，美国学者拉密斯曾称它是“最伟大的和平构想”，“从公布的瞬间就与以往的时代划清了界限”。这位学者面对第九条如今变得有名无实的现状，遗憾地悲叹，日本的宪法第九条正在蒙羞，被一些政治家踢在一边，变得“遍体鳞伤，满身泥污，惨不忍睹”。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在对待宪法特别是如何看待第九条的问题上，日本长期存在修宪与护宪的斗争：护宪派以社会党(社民党)以及市民团体为主，修宪派包括了自民党内的不少议员和一些右翼团体。宪法问题成为日本社会左与右、革新与保守的分水岭。

　　护宪派认为，日本正是有了不靠武力恐吓解决纷争的和平宪法，在战后半个世纪里没有因战争死过人，也没有到国外杀过人。青年人可以不必害怕征兵而自由选择人生，妻子、丈夫、孩子、恋人也无需做被杀害的恶梦。过去日本发动了错误的战争，侵略了亚洲许多国家，杀害了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出于对过去的反省，出于不再重犯错误的决心，产生了这部和平宪法。宪法主张和平生活的权利，是交给下一代最宝贵的财产。

　　修宪派认为，现在的宪法是在国家主权受到限制的占领时代，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内容不符合日本的文化与传统。特别是，第九条“妨碍了主权国家当然应该拥有的对付紧急事态的权能”。修宪派把国民道德观崩溃、教育荒废、犯罪增加归咎于宪法，还提出，宪法第九条妨碍了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要承担的义务”。

　　与十几年前相比，日本人对宪法的认识大有改变。据去年日本舆论的调查，同意修宪的人数开始超过护宪的，同意宪法第九条的人数也比以前大为减少。宇都宫大学讲师成泽认为，这一动向的潜在原因是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抬头。他指出，在90年代以后出现的国际经济的变动中，日本经济的低迷致使原有的“经济大国日本”形象受到伤害，许多人想通过修改宪法找出路。为了在国际社会发生影响，有必要从对宪法的议论中把军队(自卫队)解放出来。成泽认为，如果牺牲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不想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只追求民族的向心力，无疑是对自由的放弃。

　　影响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因素，还有个“普通国家论”。“普通国家”一词出自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写的《日本改造计划》中的一句话。他认为，简单地说，“普通国家”是指“日本人也应该像一个大人那样，理所当然地在国际社会中分担相应的责任和作用”。小泽所说的“普通国家”，是要日本率先用武力解决国际纷争。

　　和平宪法前景未卜

　　1997年5月，日本以宪法制定50周年为契机，成立了“推进设置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联盟以自民党、民主党议员为主，包括了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海部俊树、羽田孜等历届首相在内的国会议员371人。该联盟提出，日本现实与现行宪法产生许多“乖离现象”，主张修改宪法。在修宪派的鼓动下，2001年1月，日本众参两院成立了“宪法调查会”。该调查会实质上是“修改宪法调查会”。该调查会成员以谈论“国际贡献”、“日美安保再定义”为时髦，认为修宪是应有之义。

　　前不久，众院宪法调查会长、前外相中山太郎介绍了国会对宪法议论的中间报告。他说，现行宪法是在美军的占领下以美国为主导写成，然后再译成日语。他提出，对于宪法第九条，提出将参考德国的基本法(宪法)中的非常事态法制进行议论(该基本法把侵略、自然灾害、经济恐慌作为三大非常事态)。据报道，许多议员针对“强加论”指出，不能说宪法是“强加的”就一定要修改。对于宪法的“过时论”也拿不出像样的论据，显得理屈辞穷。

　　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党内赞成修宪的形成新的“国防派”，并得到三菱集团等军工企业支持。在国会内部，除了自民党的一些派别着手制定修宪草案外，民主党、公明党中也有人表示容许对第九条进行修改。据称，民主党可能由“论宪”向“修宪”方向发展。社会上原有的“修宪”和“护宪”的界限在消失，右派和左派变得模糊不清。修宪派的得势使日本事实上向制定新宪法草案的方向过渡，日本现行宪法前景未卜。

　　尽管如此，同意宪法第九条的应该说目前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大部分老百姓拥护宪法。另外，修宪派要实现修改也并非易事。从制度上说，修改宪法在国会需要2/3以上多数通过，在国民投票时要有半数以上的国民赞同。

　　21世纪该如何生活？日本人面临新的选择。是选择战前的错误国策，还是靠不懈的对话解决纷争呢？日本一位学者说，重新武装不一定能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全，与近邻国家建立信赖关系才是最大的和平保障。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准备战争，而是活用宪法第九条，推进和平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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