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斯大林时期，克里姆林宫就有特别厨房。现在特别厨房依然是保密机构，属于联邦保卫局管辖。

　　苏联时期，特别厨房连同为最高领导人服务的特别基地都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9局6处的编制。那里的所有服务人员——从厨师到服务员都是克格勃特工。

　　克格勃的特工都不是公开招聘的。组织部门对他们的履历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和考察，因为特别厨房的工作人员比警卫离领导人更近。用餐时，警卫只能站在门口。

　　弗拉基米尔-邦达列夫本是莫斯科“布加勒斯特”餐厅的青年厨师。1969年他收到了一封工作邀请信。他是党员，已经考上5级厨师，历史清白。尽管如此，对他的考察还是进行了数月。结果，弗拉基米尔不知不觉地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士。特别厨房的厨师长、主任技术员、主任厨师等都有大尉军衔。

　　弗拉基米尔办完手续后，上级马上就警告他，除了家里人，不能对外透露他的身份。所以，除了家属，无人知道他从此将为苏共的领导人做饭。

　　弗拉基米尔回忆道：“虽然我已是5级厨师。但是在特别厨房里，我处处感到自己是个新手。因为有不少厨师是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在那里干活的，他们是真正的行家。他们熟知俄餐的特点，有时也向我们介绍。特别厨房有明确的分工，有的专门熬汤，有的专门调味，有的只做甜食。当然，这个厨房里也有‘万金油’厨师，他们什么都会干，连冰淇淋都会调制。领导人出行时就需要这样的厨师。”

　　“飞行”御厨看实忙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有编号，如01、02……虽然特别厨房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但都严格遵守纪律，从不直呼其名。

　　为政治局委员做饭的有3名厨师，为候补委员做饭的是2名厨师。厨师分班干，但是上班时间从来不固定，往往从早晨6点半开始一直到深夜，而且经常有突如其来的出差。领导人的活动日程是从来不公开的，这可苦了这帮厨师，他们得随时随地准备出行。

　　弗拉基米尔上班时总要带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剃须刀和换洗的内衣。有时，他会突然接到电话，说半小时后来车接，请准备好。他常常拿起箱子就走人，连给妻子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厨师们哪儿都去过。有时到剧院有时到体育馆，有时上火车，有时坐轮船，只是没有跟领导人上过飞机。火车上总会拨出一节车厢当特别厨房。1975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大剧院首演时，为了在幕间休息时为政府要员供应小吃和烤鸡，特别厨房出动了整整一个小组的厨师。

　　举行大型招待会或者开党代会的时候，经常要请莫斯科餐厅的厨师帮忙。丰盛的饭菜每次都吃不完，剩下的就让招待员们大饱口福。招待员是十分辛苦的，他们托着盘子不停地走动，闻着菜香却吃不到。曾有一名招待员在上菜时偷吃了一口，结果导致食物误入气管，差点酿成惨剧。政治局委员每月的伙食费是400卢布。这是在每公斤鲟鱼肉只卖5卢布的时代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候补委员的伙食费减半。如果钱不够，就从下月的伙食费中扣除。

　　厨房对食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得由医生取样化验。送验的食品要装在小匣里，起码在冰箱里放置一天。所以，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中毒事件。

　　调和众口费心思

　　领导人同厨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关系。领导人的妻子是十分挑剔的，她们经常到厨房检查。过新年时，她们会到厨房祝贺，往往会送上一瓶香槟酒。

　　在那个时代，苏联领导人喜欢请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到苏联做客，他们也能尝到特别厨房准备的美味菜肴。当德国统一社会党党首昂纳克来访时，厨师们挖空心思想用什么来招待。最后他们上了圆白菜泥肠这道菜，德国人吃得非常高兴。

　　伊朗领导人巴列维访问时，厨师们上了加有豌豆、土豆和胡萝卜的羊肉浓汤。客人十分满意，还送了厨师一张卡拉库尔羊羔皮。

　　厨师们虽然经常随领导人到休养胜地，但从来就没有时间晒太阳。他们只能在同警卫打招呼的情况下，天黑后到海边散散步。疗养季节，往往是走了一批客人又来一批。一次，齐奥塞斯库带着妻儿和随从共15人来做客。苏联的女服务员抱怨齐奥塞斯库的警卫不接盘子，而且喝醉后还讲粗话。厨师们做饭时，罗马尼亚方面还出了一名上尉当“监工”。而且齐奥塞斯库吃的只是他自己的厨师准备的饭菜。

　　一次，当时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送来一条重100公斤的大欧鳇。厨师只能用锯把它锯开后放进冰箱冷藏。为尽快把这条大鱼消灭，厨师们又是炖、又是煎、又是烤，最后格列奇科终于吃腻了，下令不要再做。

　　虽然当时在餐厅和食品店工作的人下班时都会大包小包地带走不少食品，特别厨房的工作人员却严禁拿任何东西，这也要归功于克格勃的严密监督和检查。

　　特别厨房的厨师工作时可以吃，但不准带，连自己掏腰包买都不行。只是逢重大节日时，如11月7日、元旦和5月1日才可以在那里预订某些食品，有口条、鱼、做肉冻用的蹄筋和鱼子酱。

　　弗拉基米尔在特别厨房工作了7年，最后获得了克格勃上士军衔。他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工作期间荣升为6级厨师。(原载俄罗斯《绝密》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