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

　　金熙德

　　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国内一直在寻求应对的方式，并努力建立适应自身发展的战略。近日《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出台，就反映出当前日本国内合理思维与情绪化因素、强硬路线与协调路线的内在矛盾。这既是日本在外交抉择十字路口上面临的现实矛盾的表现，同时也是当前日本各界未来外交战略论争的如实写照。

　　近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政策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简称《报告》)，提出日本急需改变缺乏长远战略的状况，基于国家利益制定明确的外交战略。该《报告》的提出，是否就改变了日本的“战略贫困”状况呢？

　　中国的发展，是威胁还是机遇

　　《报告》通篇围绕一个隐含的战略主题而写就，那就是如何应对中国。《报告》认为，日本遇到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的最重要课题”。在30多页的《报告》中，“中国”竟出现65次之多，另外还多次出现“日中”等字眼，居第二位的“美国”则仅出现49次。《报告》还有两篇附件，一篇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另一篇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对华政策。

　　《报告》认为，“中国的惊人活力”和“美国走向极超大国”(hiperpower)、“欧盟走向单一国家”一道，是改变世界的三大潮流。应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报告》陷于深深的内在矛盾之中。

　　《报告》为避免落入“中国威胁论”俗套颇下了一番功夫。如指出不应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而应当作“良机”，吸收中国的“元气”，与中国取长补短、寻求共荣。《报告》提倡，在经济领域不宜过分引入政治因素，至于因对华投资而引发的日本经济“空洞化”，只能通过日本自身提高竞争力来加以解决。《报告》指出：“我们不应陷于盲目的感情论，而是应以冷静的心情就日中关系应有的状态进行讨论，形成国民共识。”

　　然而，《报告》的基调仍为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报告》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将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经济领域，《报告》认为，日本是“最直接受到中国发展影响的国家”，曾带来日本高速增长的诸条件已因中国的竞争等因素而丧失。

　　在这种扭曲心理的诱导下，《报告》提出，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要使东盟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和对中国的平衡者”，要强化日、加、澳三个发达国家间关系，称印度是一个“可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甚至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如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把日本引进西伯利亚，就能平衡中国势力”，直至提议强化日台交流协会。

　　既要靠美，又想要一点自主性

　　《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护日本安全的手段非日美安全体制莫属。《报告》极力吹捧美国，称美国是“亚洲及世界安全的最终承担者”，“没有美国就不能对付当代世界的大型威胁”，“日本受到他国攻击时不惜自己流血也要保卫日本的只有美国”，等等。

　　然而，《报告》又认为，如今已到了“应对日美关系进行综合的重新探讨的时期”。在《报告》看来，日美间存在如下差异：一、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惟一盟国，对美国来说日本却只是近40个盟国之一。因此，日美在亚洲、中东等问题上的政策，当然具有不同的优先顺序。二、美国正从“超级大国”走向“极超大国”，其对不同价值体系的宽容精神正在弱化，其外交道义性可能要减少，其介入国际争端的门槛将大大降低。美国因不愿让亚洲国家掌握主导权而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新宫泽设想”等采取了消极态度，而且拒绝了《京都议定书》，脱离了一系列国际框架。

　　《报告》承认，因双边关系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日美关系不可能成为美英型的密切关系。《报告》建议：日本应在与美国拥有同一目标的前提下，立足于自己的坐标而寻求与美国开展互补性外交。

　　《报告》主张，日美导弹防御合作应从“研究阶段”向“开发阶段”发展，同时又主张在搜集对东亚各国的情报方面不应仅仅依赖美国，而应有独立的情报来源。它还建议就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展开探讨。可见，其基本思路，正是一条“借船出海”、借日美同盟突破军事限制的路线。

　　未来战略未定，论争还在继续

　　摆脱二战后体制、走向“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是《报告》的一条主线，其战略思路却充满了内在矛盾，包含着浓厚的战略论争和各派妥协的痕迹。

　　《报告》认为，联合国是二战战胜国任意支配的机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尚未消除，日本的联合国会费比例过高，“联合国决没有公平地对待日本”，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但又认为，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抑制美国的单边行动等方面，联合国是惟一有效机构，日本应尽力为联合国提供合作。

　　《报告》提倡，日本要为“世界安全”积极发挥“国际警察”作用，为此要调整战后体制，以使日本的对外行动与国际接轨。

　　如何对待亚洲？《报告》把维护自由、民主作为日本基本国家利益之一，但同时指出“与欧美那种高压、直接的做法不同，日本采取平静、稳妥的做法应更为有效”。

　　如何应对东亚合作？《报告》提出，日本“应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应成为“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但又主张，为了与“正在扩大的中国影响圈”保持平衡，应首先与邻近的东盟、韩国乃至台湾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报告》指出，日本不应以保护农业为由继续反对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如何对待其侵略历史问题？《报告》提出，要改变因历史因素而曾消极的姿态，积极提高其“在亚洲的存在”，缓和“大中华圈复活的疑虑”，“为美军减轻负担”。中日关系应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此一是要对日本年轻一代进行正确教育，二是要增进中国对日本的理解。《报告》对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中存在强烈“厌日感情”的情况表示忧虑，但却称中国国内教育是此类感情的基础。

　　纵观这份《报告》，它未能就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觉醒和发展提出未来日本的有效战略，而是试图坚持福泽谕吉以来的“脱亚入欧(美)”模式，以依赖美国作为对待亚洲的本钱。究其根源，该报告的作者们对能否取信于亚洲邻国底气不足，未能从心理及政策上找到“脱美入亚”的途径，因而也就提不出解决依赖美国与外交自主之间深刻矛盾的有效途径。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报告》未能提出参与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合理战略。

　　《报告》反映出了合理思维与情绪化因素、强硬路线与协调路线的内在矛盾。这既是日本在外交抉择十字路口上面临的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是该咨询机构内部不同意见相互妥协的表现，同时也是当前日本各界未来外交战略论争的如实写照。外交战略抉择上的摇摆和彷徨，归根结底是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之后日本第三次历史性转型方向至今尚未确定的产物。这份“战略报告”，依然未能为日本指出一条摆脱“战略贫困”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