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02年12月10日，总部设在巴黎、以维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为宗旨的国际NGO组织—“无国境记者团”(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向日本政府发出声明，呼吁日本废止记者俱乐部制度。声明指出，记者俱乐部动辄阻止对当局不利的报道，“已成为信息自由流通的重大障碍”。同一个月，欧盟(EU)也要求日本政府“改革”记者俱乐部制度，赋予外国新闻记者、日本中小媒体以及独立撰稿人以与日本大媒体同等的权利。欧洲人士缘何置喙日本的新闻制度？这与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有关：一是英国少女

Lucie Blackman在日本失踪、遇害事件曝光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外国记者无缘出席日本警察厅方面的新闻发布会，理由是“未加盟记者俱乐部”；二是在去年9月平壤举行的朝日首脑峰会期间，日本派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报道阵容，但众多外国新闻媒体的参与照例被拒斥。对此，欧盟驻日大使Bernhard Zepter曾公开表示，“那些有日本记者常驻的有关政府机构记者俱乐部，有必要向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外国记者开放。”他还特别指出，正是这种以国内媒体为中心的新闻制度的封闭性，阻碍了海外对日投资的发展。

　　记者俱乐部的由来

　　事实上，对该制度的批评声浪并非始于今日欧洲，“核心沙龙(Inner Circle)”的讥讽性称谓便来自美国。不仅如此，作为一种诞生于明治初期、历时逾百年、并曾在近现代史上居功厥伟的新闻报道制度，它长期存在于日本国内外的舆论中，很难想像它会即刻消失。这也难怪，面对来自欧美新闻同行和政界的批评，从小泉首相到日本各大媒体则始终保持缄默。因为在日本，“传统”的惯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1890年(明治23年)，帝国议会创设。为了在议会召开时，能够旁听和采访，有关的新闻记者们结成了“出入议会记者团”，即后来的“同盟记者俱乐部”。以此为契机，在总是试图将信息隐蔽起来的政府官厅，由报道机关设立记者俱乐部，要求享有对公共权力的知情权——这就是记者俱乐部制度的雏形，它在当初无疑是进步的象征。

　　在“二战”的战时体制下，战前“民主”丧失殆尽，报道机关只能报道当局所发表的内容，记者俱乐部成为摆设。战后，围绕记者俱乐部制度，该制度的始作俑者和管理机构——“日本新闻协会”的见解随时代状况的变迁而几经变化。1949年，“日本新闻协会”的解释是：记者俱乐部是“分配到各有关公共机关的记者的志愿集合”，作为以联谊、社交为目的的组织，“不涉及任何采访问题”。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公共机关”听命于美国占领军当局，美国若有军政指令发布，日方媒体照登就是，不得互相串联，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

　　1970年代初，美国媒体干了两件大长志气的事，一是1971年抖出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秘密文件，二是1972年爆出尼克松派人到水门公寓民主党竞选总部搞窃听的丑闻，这使得日本政界和民间也受到了触动。日本新闻协会在1978年给记者俱乐部“松绑”——俱乐部成员可以“通过日常采访活动来谋求相互启发，促进友好”。

　　1997年和2002年，日本新闻协会确认并重申了记者俱乐部的“组织”地位。2002年初，鉴于社会上对俱乐部“封闭性”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日本新闻协会特别强调，俱乐部始终秉持“开放性”原则，并专文规定俱乐部“由日本新闻协会的加盟社和与此相当的报道机关所派遣的记者构成”。这里所谓“与此相当的报道机关”，应理解为“虽未加盟新闻协会，但却做着(与加盟社)几乎相同的工作的报道机关”。

　　按此精神，在一些重大的新闻报道活动中，不但一些背景不够硬、规模不够大、知名度不够高的日本媒体不应被排除在外，连外国媒体驻日的分支机构和一些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都没有必须出局之理。事实上，日本新闻协会也曾表示：“关于外国报道机关，既已有众多的加盟记者俱乐部的实绩，‘封闭’的批判难以成立……对于长期从事报道活动并有一定业绩的独立撰稿人也理应实行门户开放。”

　　但是，写在纸上的原则并不等于实际状况。在日本，两者有时相差颇远。

　　政治革新的风向标

　　日本国内外舆论对于记者俱乐部制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点：1.封闭性、排他性，即对官方信息发布权的垄断；2.来自公共权力系统和采访对象的便利提供，俗称“有偿新闻”；3.与采访对象的实质性的粘连，类似于“喉舌”的角色。如果说113年前该制度是应民众知情权而生的话，那么在信息爆炸、Internet等新媒体不断催生和普及的今天，它的弊端已经到了不改革，便得不到读者和视听者理解的地步。

　　1992年，京都府伏见区市民藤田孝夫起诉市政府，理由是(驻京都市政厅)记者俱乐部的电话费和恳谈会费用由市政府负担，属于政府向特定企业提供方便的违法行为，而“自由的采访绝不允许(与政府)的粘连和勾结”！藤田因此要求记者俱乐部把从1991年4月至1992年2月间由市府代为支付的共计290万日元的款项“返还于民”。

　　一审中，京都地方法院认为，电话费为“采访活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恳谈费用则“未超出社会通行的理念和礼仪的范围”，判决原告败诉；原告不服，接连上诉，直至1996年终审败诉。通过该案例的揭示，政府对记者俱乐部的保护问题在日本列岛引起强烈关注，并随着《脱离记者俱乐部宣言》事件而达到高潮。

　　2001年5月15日，长野县知事(相当于我国的省长)田中康夫发表了《脱离记者俱乐部宣言》，宣布从当年6月起，将位于县政厅内、此前一直被无偿占用的三处记者俱乐部的房屋改为县民可自由利用的“新闻中心”，房屋、停车位和办公设备全部实行有偿化，“实费清算”，打响了向已经“既得利益化”的俱乐部制度宣战的第一枪。

　　《宣言》发表一年后，日本新闻协会仍然表示，“重要的是，记者见面会需由记者俱乐部来主办。”对此，田中知事反驳道：“说到如果(会见)主办权在媒体方面，那么是不是还存在没有谬误的报道的话，我可以自信地回答—‘No’。”

　　像日本的许多事情一样，一些国内媒体、独立记者以及海外媒体的记者到底能不能出席记者见面会，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明确的答复；或者说，很多时候，“答复”是相当暧昧的。前富士电视台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后成为独立记者的长野智子女士说：“……就记者俱乐部的封闭性而言，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外国记者的问题。事实上，我在采访中就曾多次被要求‘回避’。也有被要求‘出席会见也可以，但请不要提问’的时候。”

　　再如，2000年5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发表演说，公然声称“日本是天皇中心的神之国”，引起舆论大哗。解铃还需系铃人，照例事后要由当事人召开记者见面会，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朝日星期五》周刊的记者伊田浩之曾向“内阁记者会”(设在首相官邸的记者俱乐部)提出出席申请，结果是“No”自然不在话下，但回答颇富“技巧”：“由于客观上场所空间的限制，阁下的光临碍难实现。”

　　“令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伊田浩之说。更有甚者，在“记者室”的复印机下面，居然发现了就记者所提问题及回答要点等提请首相注意的《指南书》——可见，采访者与采访对象的“粘连”已表面化。对此，一部分记者以“公开质问状”的形式表达了不满，希望“给一个说法”；而“内阁记者会”的决定是：不予理睬。

　　也就是说，只要记者俱乐部在关键的时候“网开一面”，不给政府出难堪，政府也会对它关照有加，在政策，或者在操作细则的层面上实行倾斜：所以会有常年占用政府机构的公房而无须付房租——不但房租，连电话费都无需支付——的现象；所以会有由政府负责宣传的要员出面、以记者俱乐部为对象的“联谊”活动；所以国内中小媒体和外国通讯社加盟记者俱乐部难于上青天……因而，在放开新闻管制之前，政府自身“身正不怕影子斜”是极为重要的。面对国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呼声，同为“民主国家”一员的日本政府如何措手，不仅为世人瞩目，而且将会成为日本政治彻底革新的一个风向标。(刘柠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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