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焱

　　为了寻找9岁的小姑娘玛丽·爱丝黛尔(Marie Estelle)，法国内政部“失踪中心”最近动用了有179个国家为合作方的新搜寻网络，但一无所获。一个多月前，爱丝黛尔从距家只有1公里的学校离开后失踪。为爱丝黛尔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因为法国政府对此失踪事件背后的那些数字已感到十分不安：2002年，法国共有635名未成年人出现在失踪人员名单上。

如果比照往年平均统计，这635个孩子中最后将有15人左右被证实死亡，其中1/3是被杀害。

　　不只是法国。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1年公布的数字，美国从1982年通过失踪少年法以后，有警方登记的失踪儿童人数增加了468%。1999年间17岁以下失踪少年儿童达75万人，约占全国失踪人数总数的90%，平均每天2100名。亚洲这边，撇开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童工交易和色情犯罪泛滥的国家，中国的数字也令人吃惊：在台湾地区，儿童福利联盟公布的数字是，在1992年至2001年期间，他们共接报725宗儿童失踪个案，其中12到18岁的比率最高，占48.1%，以下依次是6到12岁的学龄儿童，占24.6%，零到6岁的婴幼儿占23.2%。到目前为止，大约有27%的失踪儿童依然下落不明。内地的儿童失踪概念相对特殊，目前主要集中于被拐卖儿童这个群体，数据没有公布，但仅在贵州一个叫云岩区的地方，1993年至2001年就有224名儿童失踪,警方能够找到下落的不到20%。

　　短期离家出走能不能进入“失踪”概念，原来一直是很多国家司法界定方面的难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青少年离家出走频率不断创造高点，但最终真正失踪的比例不大。以法国有关方面统计的平均率计，出走的孩子有23%在一天后就能回家;30%的孩子在48小时后能被找到，66%的孩子需要一个月左右。所以对家长登记孩子失踪和警方的寻找方式会有诸多限制。随着失踪现象难以遏制的增长，法国有关部门已经改变态度。他们去年9月通过的“贝尔班法”(Loi Perben)延展了“令人忧虑的失踪”这一概念，比如对报案人的身份认定放宽，在正式获得检察长批准之前就可以开始调查，以及可以在调查中使用电话监听和阻截这样的手段。

　　这是一个现象和结果都日益全球化的残酷游戏。从前，失踪孩子被推测的可能结果大致是三个：自己出走，绑架被害，遭遇事故;而现在，性侵犯上升到主位。其次，由于针对儿童的犯罪网络跨越国界甚至洲界，被贩卖作人体器官交易和落入跨国淫媒网之手的比例也有所攀升。-

　　儿童失踪现象的中外比较

　　——专访巴黎“全法法律和经济工作者协会”主席韩小鹰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研究中国及西方刑法的专家，以您对东西方案例的比较和分析，近年儿童失踪案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韩小鹰：孩子其实是社会大环境的受害者，儿童失踪率不断上升和现代社会的异化特质加剧不可分：失业率上升、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失衡、边缘化状态、网络色情泛滥……这些都导致家庭和个人，甚至以某类社区为单元的心理压抑和精神不健康，作为最弱者的儿童便成为这些隐患的最直接承受人。我在法国做刑法研究期间，跟踪关注过好几起儿童失踪案，基本都属于这样的状况。第一，失踪案往往发生在比较偏远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因为这类区域的居民会因为生活空间的自然间距而互动较弱。第二，处于家庭破碎关系中的孩子既比较容易成为被害人，长大后也有更高几率成为施害人。比如单亲家庭或父母有一方生活非常态，像酗酒、暴力。这样家庭里的孩子难以得到正常照顾特别是心理上的照顾，自己出走和被外人诱惑失踪的可能性较大。第三，性侵犯上升为儿童失踪案的主因。在西方，移民集中的居住区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段。

　　有两个案例是上述分析的典型体现：去年轰动法国的连环强奸杀人案，就是法国某海外省的居民偷偷入境巴黎所为，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生长地和巴黎生活形态的巨大落差而刺激的心理畸形犯罪。另一是哥伦比亚的那个连环杀手加拉维托，7年奸杀了140名儿童：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大部分时间在哥伦比亚全国各国流浪。他出生于关系破碎的家庭，小时候曾被父亲在身体和精神上虐待过，有过被人鸡奸的经历，心理学家认为他的犯罪行为同孩提时这种受虐待和受性侵犯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相提并论吗？

　　韩小鹰：据西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现在的刑事犯罪(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有30%由心理不健康造成，这大约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常规比例，基本没有东西方之分。中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因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或许暂时有所区别。比如在中国，拐卖犯罪替代性侵犯成为儿童失踪案的主因。但是，社会发展的形态有共通性，今天法国的问题，可能就是明天中国的问题。像贫富差距带来的社区分化，民工进城带来的移民融入和被关怀问题，下岗带来的边缘群体的心理危机等等，都会越来越难以回避。

　　三联生活周刊：从司法比较的角度，您认为中国遏制儿童失踪现象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

　　韩小鹰：我想，长远地看，呼吁一种专业的互动和投入很重要。我说的专业，包括法律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而投入，指的是专家的研究课题，政府对专项社区功能的资金配备和国家教育体制的配合。以我比较了解的法国为例，在保护青少年和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上，已经有一套成熟的以心理学专家唱主角的“预防体系”(Prevention)。大致包括：1.政府体系内，上至各个部，都有副部长专门分管青少年问题并随时调整职能，下至各个行政大区的市政府和小的区政府，都设有“社会辅导中心”，有专家负责对社区里的家长和青少年进行心理指导和就业辅导，减少犯罪可能性。2.学校体系内，从小学开始设“校园辅导员”，职责包括对孩子进行自我保护和犯罪预防的双重心理辅导。3.法律体系内，设立专门的青少年法庭，配备由专家担任的心理辅导员。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一个互动的体系。

　　(韩小鹰，主攻刑法研究，获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巴黎第十二大学客座教授。本刊记者2月13日通过电话对他进行了专访。)-

　　乔安娜遗案13年

　　驻巴黎记者◎王星

　　2月14日，法国检查机关宣布：1996年涉嫌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奸杀一名13岁英国女学生的西班牙籍罪犯弗朗西斯科·阿彻·蒙岱(Francisco Arce Montes)终于认罪伏法。至此，这宗在法国警方手里拖了已经7年的案子总算可以告一段落。

　　7年时间对法国警方来说不算太长，同是发生在法国的英国女学生被害事件，曾经沸沸扬扬过一阵的乔安娜被害案眼看就要拖过13年了，但眼下法国警方似乎还没有多少进展。

　　事情开始于1990年5月17日。当天早上8点，酷爱钓鱼的帕特里斯·巴铎(Patrice Bardot)在他居住的勃艮地小镇蒙内铎(Moneteau)附近的约内河一带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就是当时20岁的英国学生乔安娜·派里丝(Joanna Parrish)。

　　乔安娜生前在英国里兹大学研读现代语言，作为学期课程的一部分，她来到距蒙内铎不远的奥克塞赫(Auxerre)镇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助理教师。后来的验尸报告显示：乔安娜是在被粗暴地捆绑、殴打、奸污后才被卡死丢进河里的。乔安娜的尸体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只戴着项链、戒指和一块指针停在11：15的12小时制手表。

　　事发前的一个下午，乔安娜还在和她来自加拿大的朋友珍妮·戴维斯一起喝柠檬汽水。乔安娜告诉珍妮她在晚上7点有个约会，要去和一个希望她给自己的儿子教授英文课程的男人见面。按照乔安娜的说法：那个男人是通过乔安娜在当地的免费报纸上刊登的家教广告找到她的。乔安娜告诉珍妮，她和那个男人通过电话约定的见面地点是在奥克塞赫中心广场附近的大众银行。根据珍妮的回忆：乔安娜从未说起那个男人的姓名，但她确实曾提到那个男人住在镇外。

　　当晚6：30，两个女孩分了手，乔安娜步行前往中心广场，整段路程大约需要15分钟。虽然乔安娜和那个匿名男人约见时正是中心广场上人来人往、最热闹的时候，但珍妮却成了在乔安娜生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没有目击者能证实乔安娜是否和那个男人如约见了面。乔安娜出事前所穿的衣服和背包后来再未找到。背包里很可能装有一个记事本，上面很可能详细记录了乔安娜案发当天约会的细节。

　　乔安娜尸体出现的蒙内铎镇位于奥克塞赫镇以北约5英里处。当巴铎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具尸体后，他向当时正在河边漫步的一名妇女呼叫求助，那名妇女跑到邻近的咖啡馆里打了报警电话。此时刚过上午9点。根据后来官方报告里的描述，在随后30分钟内，当地的消防队、宪兵队以及几位感兴趣的镇公所官员就赶到了尸体发现现场。根据当地报纸记者的回忆，当时有不少孩子骑着自行车在现场附近看热闹。后来冲洗出的照片也显示有辆救护车就直接停在了乔安娜尸体发现地的旁边。惟一得到警戒保护的实际上只有距离乔安娜尸体最近的几平方米区域。然而，就连这一小片警戒的区域也在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就向公众“开放”了。更具“毁灭性”的是：这片地区在第二天迎来了观看赛船的100多名当地小学生。

　　如果说乔安娜谋杀案的初期调查如今看起来很像场闹剧，那么案件调查后来的发展对于乔安娜的父母来说就更像是一场噩梦。

　　验尸报告提供的证明显示：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尸体是在“光天化日”下被抛入河中的。河的两岸都是交通繁忙的主干公路，面河建造的房屋也不下10幢。然而，警方却没有发现一个在抛尸前后目睹凶手的目击证人。此外，这一地区并不像是会被异地凶手偶然选中的抛尸地点，因为附近有不少甚至更适合隐藏尸体的地方。尸体的发现者巴铎本人就相信：“凶手不是蒙内铎的居民就是和这里有密切联系的人。”

　　案发三周后，乔安娜的尸体运回英国，英国警方对尸体进行了一次简要的复验。由于时间已久，这注定只能是一次效果有限的验尸。尽管如此，英国警方仍然发现了一个居然被法国警方完全忽略的线索：尸体上有几处咬痕。按照法医专家的说法：如果在第一次尸检时就发现这些咬痕，原本可以通过齿痕比对获得更多的有关凶手的线索，但此时显然已经太晚了。乔安娜在英国老家附近安葬。此后不久，乔安娜的父母：罗杰和波林娜(Pauline)前往法国，与负责该案的宪兵队侦探以及地方法官第一次会面。

　　罗杰事后回忆说：“我们得到建议说我们最好以民事案起诉，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以被害者家属的身份接触到有关调查的各种信息。”为此乔安娜的父母又被要求在奥克塞赫聘请一位律师，该律师将与地方法官接触，从法官那里得到法官认为可以提供给被害者家属看的材料。第一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乔安娜的父母返回英国，后来没有从法国调查方得到任何信息。乔安娜父母聘请的律师不久就卸任退休。他的确争取到了经济赔偿，但尽管乔安娜的父母不断向法国警方询问，乔安娜死后三年，法国警方没有任何有关线索或嫌疑人的消息。

　　1993年，绝望的乔安娜父母重返奥克塞赫，在当地散发传单，悬赏5000英镑征集有关乔安娜被害的任何线索。就在他们返回英国后不久，回复的信件开始陆续到来。这些信件大多数是匿名信，其中有一些很像是有用的线索。罗杰满怀希望地将这些信件转交给法国警方，但这些信件随后便石沉大海。

　　1995年，同一地区另两宗谋杀悬案的被害人家属开始与罗杰联系。在更进一步的接触中，乔安娜的父母发现：同一地区还发生过另外8名少女的失踪案和另一起少女被害案。在后一案件被发现的尸体上也有和乔安娜的尸体上一样的捆绑痕迹，而尸体被发现的地点距乔安娜的尸体发现地只有几英里。同年，乔安娜的父母再度来到奥克塞赫的法院时，他们终于得到了有关案件进展的一点消息：当年取自乔安娜尸体上精液的样本终于在拖延几年后得出了DNA检验报告;法国警方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嫌疑人。该嫌疑人是在数次实施性侵犯被捕的，但DNA对照的结果却说明他与乔安娜一案无关。令乔安娜父母最为诧异的是：法院指派给该嫌疑人的律师竟然就是他们所聘请的律师，而他们在此前从未被告知这一点。此外，当地调查官员也拒绝对本地男性进行DNA取样调查，而且继续拒绝出面借助媒体力量征集目击证人。直至1997年，乔安娜夫妇才得以通过法国电视台公开征集案件的目击证人。节目播出后，电视台接到不少要求提供证据的电话，但这些电话记录转至负责案件的调查部门后再度杳无音信，没有一个证人接到过警方前来取证的通知。

　　再次沉默了这么多年后，蒙岱一案的结案总算又把这桩陈年旧案从法国媒体报道的旧纸堆里慢慢翻了上来。但或许已经没有太多人指望能看到这个很可能犯下了不止一起凶案的凶犯落网。就像乔安娜的父母在和法国警方交涉了11年后所感慨的那样：“调查初期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或许还可以归结为一种惊人的渎职，但案件调查目前的发展趋势更让我们担心：对于各种确实线索的视而不见已经到了令人骇然的地步。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产生怀疑：这其中到底有没有包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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