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美国是一个在变化中成长的国家，但就国家战略而言，过去一年多的变化着实令人惊异，其变化的程度甚至超过过去半个世纪，无论是“先发制人”的战略，还是核武器和反扩散观念的变化，都会对世界的现状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其中，有4个日子颇“令人难忘”。

　　2001年9月11日

　　提到“9·11”事件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人们会想到很多，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还应该说是美国在国家安全意识和战略上的巨大改变。冷战时代的威慑理论逐渐被“先发制人”战略所取代，核武器的门槛也被空前降低了，“反扩散”第一次被用作打击一个主权国家的借口。

　　2001年9月30日，五角大楼的《四年防卫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未来的防卫计划要以“实力基础”模式取代过去的“威胁基础”模式，即加强各个领域的能力尤其是在外空和高科技方面，以争取优势，目的在于：一，实现对友邦的安全承诺；二，使敌方知难而退；三，进行威慑；四，威慑不成则坚决击败对方。在这里，已隐约可见“先发制人”的影子。

　　2002年1月9日

　　时隔不久，2002年1月9日发表的《核武器态势评估报告》进一步指出，过去偏重核武威慑的思路将逐步改变，军事战略的取向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进，模糊核门槛，从而增加战略回应的灵活性及备选方案。过去冷战时期三位一体的核威慑战略将被以核武器、高科技常规武器及导弹防御系统的新三位一体所取代。就这样，随着核门槛的大大降低，用常规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设想“新鲜出炉”了。

　　应该说，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大转弯是与“9·11”的刺激和反扩散思维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经过“9·11”的洗礼，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从常规战争层面上看，没有人是美国的对手，也正是因为无法同美国的常规力量抗衡，结果导致潜在的对手寻求所谓的不对等或曰不对称的战争手段，其中主要是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还会加上远距离发射的手段。

　　在一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战略和核计划的官员罗伯特·沃波尔指出，有了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远程弹道导弹，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就能做到没有这种导弹就办不成的3件事情：阻止、遏制和伤害美国。这种武器的可怕在于，它不需要很大的数量，只要能够给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严重伤害；它不需要有很高的精确度，只要能够击中足以震撼美国人的目标；它也不需要安全可靠，因为使用它的人并不在乎人员的伤亡。

　　“9·11”的袭击和来自伊拉克等国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布什政府的认识，那就是，在恐怖分子和“邪恶国家”面前，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也无须做任何承诺，只要能够保护美国及其盟国、摧毁他们的“邪恶力量”，怎样做都不过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放弃了它在1978年做出的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到了“核武器可用来打击那些耐受常规武器进攻的目标”，研制常规核武器成了“紧急课题”。核武器不仅是威慑力量，更是规劝和打击力量，当对手在常规力量失败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将考虑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上，在对伊拉克的一连串威胁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便是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想法，而这些话在“9·11”之前是很难听到的。

　　2002年12月11日

　　随着“先发制人”战略正式写进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先发制人的核战略也很快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其标志便是2002年12月11日布什政府发表的《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敌对的国家和恐怖分子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摆在美国面前的最大的安全挑战之一。美国必须寻求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便从这一威胁的所有方面加以对抗。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效战略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项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有着3根主要支柱：反扩散、不扩散和后果处理，而对这些支柱起整合作用的则是4项相互交叉的、赋予能力的功能，即：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掷系统与相关技术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研究与开发，以改善应付演变中的威胁的能力；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及针对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的、有的放矢的战略。

　　为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作斗争而反对扩散是第一根支柱。在美国看来，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拥有甚至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当代安全环境的现实，也是美国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考验。为此，美国军队和相关决策、情报机构必须做好准备，以威慑和防范形形色色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情况。与以往相比，今后反扩散思想将更加充分地融入到美军的基本理论、培训和装备之中，以确保美军及其盟军能够有力打击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

　　与此密切相关的便是禁止扩散的努力。尽管布什政府有着浓厚的单边主义的色彩，但在禁止扩散的问题上，美国并不否认需要国际合作和多边努力，以阻止一些国家和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这些努力包括外交手段、军备控制、多边协议、为减少威胁而进行援助，以及出口控制措施。当然还有相关的国际协定，包括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生物武器公约，尽管美国并不能够做到率先垂范，但它却希望别国能够“遵纪守法”。

　　为应付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而进行的后果处理则很可能开历史之先河。如果说，1945年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是“出于战争需要”的话，那么今后并不排除美国出于反恐或反扩散需要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这份报告中，美国表示将“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进行反击”，其中包括在遇到对美国本土、美国军队和盟友使用生物、化学、放射性和核武器时“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反击”。“一切手段”并不排除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2年12月17日

　　如果说“倒萨”是美国反扩散新战略的具体实践的话，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和相应的美军改革便可谓积极的军事准备。12月17日，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发表后，也是在朝鲜半岛出现核危机的背景下，布什总统宣布，要在2004到2005年实战部署防止美国本土等遭受弹道导弹袭击的导弹防御系统，其中包括地面截击导弹、海上截击导弹、PAC-3型爱国者导弹以及陆上、海上和空中传感装置。用白宫和国防部的话说，通过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仅可以保卫美国本土，而且还可以保卫驻外美军、友好国家及盟国。

　　尽管许多人都在质疑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但布什政府坚持认为，导弹防御系统也许并不完美，但有总比没有好。根据五角大楼的推测，在今后15年里，美国很有可能面临来自朝鲜、伊朗，可能还有伊拉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为此，美国必须保持现有的由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组成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同时要通过主动出击去除伊拉克等国的威胁力。

　　朝鲜的核计划加深了布什政府的忧虑。虽然五角大楼很清楚朝鲜目前还无法威胁到美国本土，但朝鲜问题却很可能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并成为更多国家进行核尝试的“坏榜样”。美国十分担心，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朝鲜核问题，不仅无法扼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且也将激发伊朗等国开发核武器的热情。这将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的对手同时也是美国盟友的一些国家如土耳其和沙特，都将强烈要求拥有核武器；而在东亚，如果朝鲜拥有了核武器，韩国和日本都将有可能会争取拥有核武器以抗衡朝鲜。到那个时候，局面将会更加难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导弹防御特别是本土防御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在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中，洲际弹道导弹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用美国战略司令部总司令理查德·米斯将军的话说：洲际弹道导弹将继续提供一种可靠、低耗和反应迅速的能力，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一旦发生危机，对一个潜在的侵略者来说，用少量的武器摧毁大量的美国战略基础设施可能会变得具有诱惑力。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最适于对潜在的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的一支力量。一旦需要，每颗洲际弹道导弹还可多携带两枚弹头。这样就可以让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增加到1000颗弹头。而且，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新类型的弹头理想的投射系统，如对深埋地下或者坚固结构形成威胁的钻地弹。

　　与此同时，美国将积极研发高科技领域的常规武器，尤其是隐形技术、精确制导、激光和电磁等新武器，对生化武器的“规制”也是重要的科研课题。据悉，五角大楼正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开发当场摧毁生化武器的化学战剂，该项目使用的是从特种作战司令部机密的“火神之火”项目改装的高温燃烧弹的“热腐蚀”弹药。

　　丧钟为谁而鸣？

　　值得注意的是，《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提出将在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采取更加凶狠的手段，而此时正是美国磨刀霍霍向伊拉克而去之时。尽管美国没有在报告中点出伊拉克的名字，但美国发布这一报告的时机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向他表明了一旦交战时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面临的后果。

　　这一战略明显扩大了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曾对伊拉克提出的警告的行动范围。当时老布什总统曾在一封信中警告说，如果伊拉克对美国军队和盟国军队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美国将“采取最严厉的回击”。这一警告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据五角大楼官员说：“他(萨达姆)没有越过不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这一界限。伊拉克人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对这封信的理解是：美国将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遏制手段。”这给了小布什总统以积极的启示，那就是，举起核武器的大棒，萨达姆也许就不敢动用生化武器了，这对即将到来的新海湾战争是非常有利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什的倒萨战争，不仅具有地缘政治和能源战略意义，还有着杀一儆百的效果。这也正是布什不急于解决朝鲜问题而首先解除伊拉克武装的考虑之一。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希望对“邪恶轴心”同时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一次只处理一个问题”。

　　虽然美国正在拖着朝鲜问题，但在伊拉克之后，美国将着手处理朝鲜的核危机，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采取更坚决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说过，他最大的担心不是那些正在谋求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一些非国家的‘行动者’。朝鲜、伊拉克和伊朗这样一些国家的政权其实不仅能够制造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能力将原材料提供给其它一些非国家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有可能是恐怖组织。这就是为什么防止核武器扩散仍然是我们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原因。”

　　应该说，美国的反扩散努力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多边的国际合作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去除不安全因素；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核力量还能让美国的朋友和盟友感到放心，以使其放弃寻求发展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念头，以此作为阻止地区威胁的手段。

　　但美国降低核门槛却很可能把美国和世界带入恐怖的深渊。对此，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资深研究员阿尔金指出，新核战略忽略了跨越核武门槛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政治、道德及军事代价，从而使美国处于一种近乎赌博的状态中。

　　尽管美国用心良苦地反扩散特别是努力制止无核国家发展核力量，但美国对一些国家的威胁却只能鼓励它们为避免美国“先发制人”而铤而走险，这将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迫使更多国家努力发展核力量，而在一个核武器泛滥的世界，美国本身将会变得更不安全。

　　不仅如此，核扩散的危险也将增强，恐怖主义的杀伤力将成几何数字地增长。由于核武器将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方便携带，而且它将不是美国人和其他主要核国家的专利，得到它比以前更加方便了，这很可能使恐怖主义者增加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机会，从而使世界处于更可怕的浩劫边缘。真不知，丧钟最终会为谁而鸣？

　　本文为新华社《环球》杂志专供新浪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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