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后的1993年夏，大名鼎鼎的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亨廷顿在《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文明冲突》中，提出了颇有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他以一个预言家的口吻指出：“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世界舆论哗然，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教授本人也忙不迭地出来对这一惊人之论进行修正，表白自己无意挑动不同文明之间的敌对。“9·１1”事件以来，阿富汗战争和刚刚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似乎为亨氏的论点提供了证据，而有关的争论也再次白热化。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呢？

　　美国中东政策遭遇阻力

　　问题要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政策说起。在战后的中东，美国的目标有四：第一，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亲西方的联盟，阻止俄国南下；第二，控制中东的石油，保证美国和西方获得充足而廉价的能源；第三，在中东推销美国产品和军火，进行投资；第四，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在中东普及土耳其的世俗化模式，抑制传统的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中东，一些激进国家的政府抵制美国的企图，而保守国家的政府则表示欢迎，尽管像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国对接受西方文化仍持慎重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一些阿拉伯激进国家如埃及逐渐接近西方，各国也广泛开展了经济改革。但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对西方仍持敌视态度。另一方面，在世俗化成为中东主流的同时，60年代后期以来在穆斯林社会中也出现了主张回归传统的原教旨主义，其基本主张包括反对西方控制及其文化渗透、反对以色列、反对亲西方的本国政府及其世俗化改革，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采用暴力。

　　于是，一些伊斯兰组织在中东国家日趋活跃，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在伊朗、苏丹、阿富汗先后建立了伊斯兰政权，伊斯兰组织在土耳其也通过大选上台。所有这些都对美国构成了压力。另一股反美势力来自地区大国，像利比亚和伊拉克，而二者先后遭受美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和全面战争。

　　后冷战时期的“邪恶轴心”

　　海湾战争为美国创造了巩固其中东阵脚的机会，它通过反伊联盟打击和孤立了伊拉克，并随后推动阿以双方展开了和谈。然而好景不长，到9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自治陷入困境，对伊拉克的长期制裁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而在海湾地区的驻军则引起了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憎恨，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了反美的营地。而最后，世界看到了“9·１1”。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把对付“反美”的地区国家视为主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中东。如美国政府所列“无赖”国家7个成员中，竟有5个伊斯兰国家(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苏丹)，而布什政府的所谓“邪恶轴心”3国中也有两个伊斯兰国家(两伊)。美国认为，这些国家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扩散，支持恐怖主义，维护独裁统治，践踏人权，或者奉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国的利益构成严峻挑战。在阿富汗之后，美国把伊拉克作为反恐的主要对象，和华盛顿一起开展了针对穆斯林的局部反恐行动的国家还有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也门。来自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入境公民受到了“特别关照”，签证相当困难。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果真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文明冲突”吗？并非如此。

　　事实上，后冷战时期的冲突并不限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波黑、科索沃、车臣、巴勒斯坦等位于所谓“文明断层线”上的热点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冲突。第一，同一文明类型间的冲突，如非洲大湖地区的屠杀、北爱尔兰冲突、两伊战争等。第二，由于一国内部社会政治解构而出现的冲突，如阿富汗内战、南斯拉夫解体、索马里内战等。

　　其实，美国之所以在中东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其奉行的政策，像支持以色列、在海湾国家驻军、长期维持对伊拉克的非人道制裁等，而美国的科技文化，例如好莱坞大片在这里仍然很有市场。另一方面，许多穆斯林对美国在“9·１1”事件中所遭受的损失也表示同情，并反对以此种方式报复美国。而且，与美国同属基督教世界的西欧国家也同样对华盛顿的单边主义外交颇感恼火，这在最近对伊武器核查的分歧中已经暴露无遗。

　　明天的美国如何面对穆斯林世界

　　遗憾的是，美国依然我行我素而置世界舆论于不顾，甚至行动继续升级，正在展开的伊拉克战事即是明证。可以预期，随着战争的开始，即使军事行动十分顺利，而战争本身和几十万美军的进驻伊拉克，都将刺激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进一步上升，加上由于沙龙竞选连任而继续陷于僵局的巴勒斯坦局势，全球恐怖主义将获得新的动力而走向高涨。这与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总体目标南辕北辙。

　　布什总统在2月26日的一次纲领性讲话中宣称，将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开始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改造。据西方媒体披露，美国甚至希望在摆平萨达姆之后收拾叙利亚或伊朗。如若美国真的大力推进这样的计划，它与一些伊斯兰大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2002年11月，“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对美国坚持打击伊拉克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宣称，美国不可能套用占领日本的方式来占领伊拉克，因为两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在短期占领之后，伊拉克将会出现针对美国的抵抗斗争，以及各派间的权力斗争，并且伊拉克的混乱将影响到其所有邻国，使中东陷入不稳定状态。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成员之一的伊朗的总统哈塔米博士对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伊朗“有必要了解西方，西方世界取得了许多非西方世界可以学习的积极成果。两个文明之间有必要进行对话，我们应该吸取其他观点。”此言善矣。(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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