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北京)

　　美为刀俎，伊为鱼肉。伊拉克的命运其实也是整个中东的命运。在美国看来，中东盛行专制极权，乃是混乱之土，因而才会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才会使原教旨主义生生不已。为消除混乱之源，美国有可能在收拾萨达姆之后，以民主方式改造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盟国。一句话，布什舞剑伊拉克，意在整个中东。对此，中东各国政府并无坚决反战的行

动甚至声音——谁让中东世界是“一盘散沙”，缺少“核心国家”诞生的土壤呢？

　　核心国家：秩序支撑者

　　历史上深受诟病的权力，实际上一直是自由、繁荣和秩序的一个必要保证；而能够有效地使权力产生效益的，往往又是那些具有约瑟夫·奈所说的掌握着丰富“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国家，即核心国家。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早在冷战结束后不久便指出：核心国家及不同文明体系的存在，虽然可能会产生“文明的冲突”，但也有助于文明间的对话，没有核心国家，动乱和冲突将很难平息。迄今为止，任何文明体系在人类生活中都还是地区性的，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准确地讲是“核心国家-地区体系论”。可惜，亨廷顿对“核心国家”的强调，常被误读为是在宣扬“大国冲突论”；他的逻辑复杂的“文明冲突论”，也在被断章取义后连篇累牍地误读。

　　如果没有核心国家在一个区域性国际体系中维持秩序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强制，那么，以“文明”或其它认同为标识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19、20世纪里亚洲国家的命运是一个解答。在两次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作为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核心国家的历史完结、中国沦落为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弱者、失去了在东亚维持秩序和与外部世界抗衡的能力后，不仅中国自己、整个东亚世界都被外来力量所殖民。19世纪末以后的日本曾经想承担起类似于中国在东亚历史上的核心性责任，从国际体系运行的机理来说，日本当时想“代表亚洲”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大错，错误的是，日本披着“亚洲代表者”的外衣，后来所行的，却是利己性的国家主义之实。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和东亚区域的相对稳定，也与核心国家的作用密不可分。超级大国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缓解了欧洲的安全忧虑和内部无序；而法国和德国携起手来充当欧洲核心共建“新欧洲”，加速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东亚区域近50年来虽然个别国家间有过战争，但总体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主题，这同样与美国在此充当了秩序维持者的角色紧密相关。美国作为外来者在这两个区域的力量存在，渗透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追求；美国以号令发出者的身份“凌乎其上”的事实，在冷战期间因为“共同敌人”的存在而被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所接受。但时光流转到21世纪初叶，如果这两个国际体系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无法凸显“核心国家”的作用，那么重建地区秩序仍将是奢望。

　　从历史来看，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棘手的中东问题，其实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东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巴比伦帝国、阿拉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等，而奥斯曼帝国是近500年里中东区域统治范围最广、统治也最为有效的一个国家，在它成为一个帝国后的400余年间，除了与欧洲的基督教君主国、同属中东的邻居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其内部不同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了高度和谐。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

　　一个帝国的存在固然令人不快，然而一个核心国家的解体却可能更使人心忧。20世纪初叶的英国巨人丘吉尔看到了这一点，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当法意等战胜国志得意满、要把一个个前帝国分解殆尽的时候，匆匆赶来的丘吉尔，竭尽全力呼吁各国恢复理性和克制，一定要保全奥斯曼帝国，否则，迎接欧洲和世界的将是更多更大的灾难。丘吉尔的主张是对的，晚近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积弱、分化，中东的相对安宁已被逐渐打破，潜在的种族、民族、宗教矛盾不断激化，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核心国家出面来维持秩序、化解冲突、平衡利益纠纷，那么，积攒的熔岩很快就会喷薄而为火山。

　　历史不幸被丘吉尔所言中。1919年，当奥斯曼帝国解体、独立不久的希腊悍然占领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及其邻近地区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我们用不着为土耳其将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惋惜。”劳合·乔治是不用为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伤心劳神了，但他的后任丘吉尔却不得不接受战争；人类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不得不再经历一次浩劫。更近一点讲，正是因为缺少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内部约束，四次中东战争才粉墨登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争斗才无休无止。

　　中东的出路何在？

　　近半世纪以来的中东最缺的，不是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人权，而是两个字：秩序。中东国际体系没有如欧洲那样的秩序，甚至也没有东亚国家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成熟。有秩序，不意味着就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但没有秩序，就一定不会有自由，不会有民主，也不会有人权，或者还应该说，秩序本身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一部分。

　　中东的无序在于这一区域没有一个能够起到核心作用的国家，核心国家的缺席纵容了这一区域的动乱，而动乱与无力又为外来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方便。富产石油的中东因此成为区域外大国的利益争夺地，而中东国家们所经历着的，是类似于百年前中国清王朝眼看着日本与沙俄在自己的土地上大动干戈而做声不得的尴尬。伊拉克的困境正由此而来——没有一个中东国家有能力站出来为他们说几句话，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为什么不能如欧洲那样，形成如“法德核心”那样的核心国家？这根源于当代中东的复杂性。宗教上，虽然同属伊斯兰教，各国主流的逊尼派与支流的什叶派仍纷争不已；人种上，伊朗自称是波斯人的后代，而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是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人是突厥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在古旧的历史年代曾经相互征战并且埋下了仇恨的火种；意识形态上，有的亲美，有的反美，有的奉行世俗主义，有的奉行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多少共同的利益作为精神维系。因此，伊朗、沙特、埃及等国，统统与成为核心国家无缘。

　　即使没有核心国家，假如国家之间实现联合，那么，也可能建立起区域生活秩序。中东国家们就曾为此而努力过，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可惜，由于没有一个有“雄心”的大国居中维系，这样的组织终究还是难以维持健旺的生命力——1977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总统萨达特飞到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直接对话，这个历史事件标志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死亡，中东从此陷入了更深的分裂和无序状态。

　　如何解决中东的困境？是否如那位信仰“权力意志”的英国历史学者尼尔·福格森所说，需要有大国的军事与政治介入？布什、布莱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深信这一点，并且已经开始以战斧式巡航导弹和B-52轰炸机为己开道。但历史老人总喜欢摇头。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英法等国曾经“托管”过这一片区域，但欧洲人看到，他们在阿拉伯半岛边上帮助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给本已混乱不堪的中东，在旧痕上又添了新伤。

　　中东的现状使人想起一则古老的中国寓言：马、天鹅、螃蟹拉着一辆车，马直线往前，天鹅向天上飞，螃蟹横行，结果，车子始终无法动弹。中东就是这样一辆被不同力量牵扯着的“马车”。人们现在还看不到解决中东问题的有效良方。在美国的军事高压下，中东各国被迫暂时接受了“不得不帝国主义”，然而，这真是中东的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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