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3日电中新记者专栏：律师袍，黑布造

　　中新社记者张雷

　　八年前，我在南方某报曾写过一个关于中国人才市场的专栏，当时曾援引了西方的一个数据说，到2000年，中国 对律师的需求数量将超过10万人。记得当时编辑还曾致电问我是否写错了：“用得了那么多人吗？”印象很深。

　　这个说法在1995年表明：即使已经改革开放17年了、邓公南巡也3年了，可是律师的用处似乎还没有被广泛认 识——据说，中国律师1979年的时候有212人，第二年，邓小平强调：“律师队伍要扩大，不搞这个法制不行。”

　　站在2003年3月的角度看上述的事例，便很有感慨：中国的律师至今已超过12万人，远远超过西方学者的预测 数字。

　　另外一个看点是：北京眼下正在召开“两会”，而新一届政协委员中，第一次有律师和会计师作为“新阶层”加盟： 尽管夹在一堆会计师的名字中，何悦律师事务所主任何悦的名字还是被媒体发现了。

　　政协大会发言人张国祥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反应机敏。他说：“律师和会计师是不是首次进入政协作为政协委员，我 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做过调查和比较。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要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律师和会计师的作用不可缺 少。”

　　至于担当全国人大代表角色的律师，就不止一位了。从官方报道中可整理出这样一份名单——新当选的代表2人：重 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获连任的代表5人：伍增荣、张燕、迟夙生、陈舒、陈紫芸 全部都是律师身份。

　　因此，十届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表有所增加。舆论界评价说：“对十届人大律师代表人数增加这一细微变化，有法律 界人士称之为历史性突破，这意味着在承担立法修法任务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律师的专业意见将越来越得到重视。”

　　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去年4月，安徽律师汪利民成为中国第一位直接由职业律师出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的“律师法 官”，然而媒体报道时用的标题却是《一个职业律师的参政之路》，将法院高官身份解读为“政”了，令人十分疑惑。

　　一句民间流行谚语这么说，“律师袍，黑布造，吃完原告吃被告”，揭示了律师在中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事实上 ，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士都十分清楚这种难堪：无论人们多么需要律师，都会在官司结束后将律师列为“没有立场，只有利益” 的拜金商人。

　　显然，我没有资格为律师辩护，因为我不知从何处开始，甚至也不知道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所说的“如果有了权力， 我将干掉所有的律师”如何成了对律师最经典的讽刺。

　　中国本来不产律师，只产干类似工作的讼师。所以律师这个词跟着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昔年的中国人都把律师叫 做“老爷”(英文律师Lawyer之谓也)，与“官老爷”相提并论，似乎地位可是高高在上了。

　　不过，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律师“老爷”的称呼不是被改掉了，而是干脆干这种活的人就消失了——当没有活 儿可干的时候，干活的人还不解散？社会风气如此良好，邻里同事那么团结，雷锋王杰不断涌现，哪里还有律师的饭碗呢？

　　据说现在是“三十年河西”。中国律师重新成为热门职业，每年报考律师证的人数呈现几何级增长，而且西方电影上 “有问题你可以去找我的律师”的台词，如今也成了某些老板和高级白领的口头禅。

　　更有甚者，一天晚上我曾同一位熟悉法律的网友展开了辩论。他说，设若中国要走向小康社会，一个标志便是对法律 服务的消费大幅增长。我回答他“那岂非表示小康社会就是官司非常多了？”他显然对我的诘问式驳论有所反感：“这个不能 逆推判断！”

　　老板多起来了，老板思维就会流行起来，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了，效率就可以优先。如果这是一个规律，那么又可推断 ：律师多起来了，律师思维就会传播开来，社会稳定程度就高了，公平得到了体现。

　　话说得有些远了，我本来是想赞美几句关于“律师进入人大和政协”这件事情的。或许我也一样，作为有传统教育背 景的一个中国人，对官司“很敏感、无好感”，对律师实在不愿多说。不过，我还是希望将来人大或者政协里会有更多律师。

　　(文章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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