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到本期报纸的截稿时间(4月2日)为止，伊拉克战争已进行了13天。这13天，世界的焦点在伊拉克。中国远离那片战地，但绕不开战争的“冲击”，因为这是场全面影响世界的国际战争，而中国就在世界之中。对于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我们无力全面概括，也无法精准预测，但在这已经过去的13天中，活生生的个人(包括中国的驻外人员和在中国的外国人)从各个方面感知的战争“冲击”是具体的，我们选择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为“触角”，去触摸那些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变化。

　　频频出镜的军事问题专家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金一南、王宝付、张召忠、方林、王文、李大军……自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这批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的军事专家，就成为中国人了解战争的一个渠道。自从1998年美军“沙漠惊雷”行动起，中央电视台就邀请了张召忠等人进入演播室，与前方记者进行联线直播。但像现在这样20小时不间断播出，以及他们出镜频率之高，还是第一次。

　　而正是这种报道方式，创造了CCTV—4收视率的历史新高。专家们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变得匆忙起来。

　　“每天早晨5点起床，浏览YAHOO英文网站，这里是战争消息的重要来源。”王宝付说，“而当白天的工作结束后，又要飞快地赶往直播间。”

　　在央视食堂吃晚饭，化妆，上电视，直播间里强烈的灯光会让人汗流满面，补妆，从一套跑到四套再跑到七套。回到家已是凌晨，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参与直播时，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张召忠说，“因为你需要调动起平时积累的所有知识以及新近掌握的情况，对画面传输的信息作出判断。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有时间斟酌。”

　　3月31日，当电视画面中出现了美军投下让伊方电力设施骤然失灵的不明物体时，主持人白岩松突然问：“这是什么？”“石墨炸弹。”张召忠脱口而出。

　　这样迅速的精辟论断，其实是“寒窗十载”后的厚积薄发，这批专家统统都在国内外进行过深造，不少人有过在国外实地考察的经历，对于相关领域绝对都有长期的跟踪研究。李大军还认为，在如此疲劳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还离不开平时的锻炼。“每天晨跑是必须的，”他说，“我们军人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走到哪儿都能休息。包括赶往央视的汽车里，也可以睡一觉。”

　　专家们给关注战争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有人因此“追星”，在专家们上下班时“拦截”他们请教问题或者要求签名。

　　“其实我们也有面对尴尬的时候。”张召忠回忆他的一次出镜，“我曾对一个名词——‘数字化部队’解释不确切，‘声讨’的电话随即打进直播间。但我们感谢这样的观众。”

　　也有人对他们的战评作这样的评价：“纸上谈兵”。张召忠对此并不否认，但他认为：“现实情况是，我们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很感谢此次国家对于专家和媒体的开放，事实上，这也是给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在大庭广众下纸上谈兵，总比关起门来研究战史强。”

　　事实上，在电视上解说战局只是这些专家的“兼职”。“我们本身是军人，更重要的工作是整理出‘内部理论’，以供军队系统参考。”王宝付说。

　　据国防大学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介绍，除了出镜者之外，该校有一批更为资深的专家在透析此次战争。以战略研究室主任杨毅为首的一批专家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

　　“内部研究并不轻松。”周晓鹏说，“3月26日至28日，我整整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有大量资料会聚到这里来，必须迅速处理。”

　　而电视中每天一更新的战争状况地图，也是国防大学的学员们亲手绘制的。“为了让全国观众更全面地了解战争，学校领导让我们把地图挂到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间里。”张召忠说。

　　丈夫在以色列打工的两妯娌

　　本报记者 易颖

　　“看这个样子，以色列还不会打起来！”李随芝去叶文化家打听到一些情况，就赶紧到柯莲治家来通报。在西洋村，两家离得很近，更重要的原因是，两人的丈夫是亲兄弟。

　　大伯叶水生和三弟叶联都是在1998年去以色列从事劳务输出的。从1990年代前期开始，这个地区的中青年男人想方设法攒钱或借钱，通过一些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向国外输出劳务。近的走新加坡，远的则走以色列。

　　“问题不大，那边的大使馆都没动。”李随芝安慰弟媳说。同村的叶文化是上个月20日———就是美国发射导弹那天———离开伊拉克的，他家里人催他回来催得急。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屋里一直开着的电视，爆出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回头一看，是轰炸的场景。有火光腾起。还有人受伤。两妯娌紧紧地盯着电视看，不吭声了。45岁的柯莲治更觉得心慌。

　　“我妈妈和伯母不懂普通话，不知新闻讲什么，但只要一听见‘以色列’三个字，她们就紧张，要问我们。”柯莲治的儿子叶志文说。

　　“外边比家里面好挣钱，他是第二趟了。1995年就去过一趟，1997年回来，把借的5万块钱还了。这次走又交了6万多。”柯莲治拉开抽屉想找她男人寄回的照片，结果没找到。里间的橱、桌和床都是他们结婚时置办的，有点旧。石头墙的老房子也比旁边几栋贴着瓷砖的洋房矮得多。“他就想挣点钱，把房子都修过。”

　　叶联第一年刚去时写了两封信回来，后来买了手机就打电话。因为心疼四五块钱一分钟的电话费，两个人的话说得都很精练。“最开始去的时候，他说那边生活费高，牛肉要好几十块钱一斤，一个月就要100美金的住宿费。”

　　“他也是怕我操心。”男人不在家，地里的农活和家务活都是柯莲治做。

　　但是，这十多天，一贯坚忍的妇女开始变得唠叨起来。“你爸爸安全不？”这个问题她一晚上要念好几遍。她还专门去了一趟村里的菩萨庙。去年农历十一月初十菩萨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两家，和叶文化的媳妇，凑了1000多块钱，请人来演了两天的“歌仔戏”，保佑出门人的安全。

　　平时看了新闻联播就要关的电视也经常开着。柯莲治一有空闲就盯在屏幕前，听不懂，就去问周围邻居，因为“家里两个小孩不跟我说实话”。叶志文没有搭他妈妈的茬。

　　事实上，正在镇上学习开车的叶志文兄妹对父、伯安危的担忧更重。妹妹正在念高二文科班，在地理课、历史课，还有政治课课堂上，老师们都会说起现在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事，还有相邻国家的情形。回到家里，两兄妹会私下交流。老人们被善意地蒙在模糊的情况中。

　　叶志文一直没有跟他妈妈讲过他在厦门当地报纸上看见的那个报道———一个厦门人，就是同安区的，在以色列被“人体炸弹”炸断了胳膊。

　　他爸爸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就抓紧时间问一些问题。“上几个月，以色列人就在抢购防毒面具和塑料薄膜，封窗户用，怕伊拉克人使用生化武器。中国大使馆有个报纸，叫《中国-特拉维夫》，也劝他们买防毒面具，要200谢克。抵我们这边三四百块钱。”

　　“还有，伊拉克一打仗，以色列那边的好多工程也停下来了，爸爸他们找工作比原来难了。”

　　“我们都劝他回来，他和大伯都说再看看。他们是想再多挣点钱。”

　　李随芝也劝不动她丈夫，她比柯莲治还沉默寡言。“他们说是把飞机票的钱都揣在身上的，有动静就回来。”

　　停了一会儿，李随芝又说：“他还没看到过他孙孙呢。”52岁的叶水生是去年当的爷爷。在台资工厂当保安的大儿子和媳妇生的这个儿子，是西洋村他们叶家这一房人的长孙。

　　滞留浙江义乌的伊拉克商人伊斯马义

　　□本报驻沪记者谢春雷

　　4月1日，浙江义乌。伊拉克商人伊斯马义·阿·阿巴斯再次试着打电话与巴格达的亲人联系，结果又是“noway”。已经4天了，伊斯马义和他的伙伴们没有一刻放弃与家人联系，期望那头能传来熟悉的声音，结果都失败了。

　　他的两个伙伴这两天在想着要回到伊拉克，但由于战争，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回去不是为了打仗，“只想与家人待在一起，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伊斯马义是巴格达某贸易公司驻中国办事处的经理，一年前来到义乌这个国际小商品的集散地，他的任务是在中国收集各种小商品，并将它们发送到中东、罗马尼亚、英国等地。

　　对记者的来访，伊斯马义并不奇怪，因为当地已有多批记者来过。但他已经不大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了。“我对许多新闻记者很反感，他们老是讲，因为打仗，当地的外贸生意不好，利益受到了损失。要知道伊拉克人不停地在死亡，这时候老是谈生意有什么意思呢？一个人死了，再多的钱也会被拿走。”他显得很无奈，“联合国也一样，它制止不了战争，不能停止伊拉克人的死亡，现在谈援助有什么意思呢？”

　　战争完全打乱了他的生活。伊斯马义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打仗使我们的生意损失确实很大，战前我们接手的100多万美元的生意都断了，我们的很多货还在海途中，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战争开始后，在义乌的伊拉克商人没有一个能安心做生意了，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商也满脸无奈。伊斯马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战争新闻，每天他要打好几个电话回家问平安。每当看到新一轮的轰炸，他都会忍不住打电话到巴格达。

　　但3月28日后，连这点希望都没了，所有通讯都中断了，剩下整天无用的焦虑。3月29日，约旦的一个朋友跟他讲，巴格达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到一次轰炸，那里的人根本没法安睡。他简直陷入了绝境：“每天晚上，我都不停地做噩梦，白天从网上和电视上看到的场景不断地出现——那些失去脚、失去手、甚至失去生命的同胞们的画面……可能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跟你说，我每天都要哭两次。作为一个男人本来应该是坚强的、绝不应该掉眼泪的。但一想起这些画面，我的担忧就会越来越重，忍不住就哭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承受到什么时候。”

　　伊斯马义看上去是个稳健的男人，甚至有些冷峻。他有6个兄弟姐妹，他的兄妹有11个子女。但亲人越多，他的担忧也越甚。

　　“我能做的只能是每天祈祷，我不祈祷自己的生意变好，不祈祷自己的财物不要被炸，我只祈求真主保佑我的亲人和同胞能活下来，帮他们度过这场灾难。”伊斯马义说。

　　其实战争早已影响了伊斯马义的人生观。他至今没有结婚，虽然他已年近40岁。他一直认为，在战乱年代，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自己一个人即使被炸死了也没什么，但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了，这会害了家庭和孩子。

　　他说，伊拉克有100万大龄女青年大学毕业后至今没有结婚，他们的观点差不多。

　　在谈到巴格达昔日的美丽时，伊斯马义露出了“可爱而友好”的微笑。

　　中国驻伊拉克外交官于海琳

　　□本报驻京记者杨瑞春

　　于海琳接电话的时候，背景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报新闻的声音，当他拿着手机走进另一个房间，远处传来悠长的呼喊声，那是附近的清真寺在做一天中的第二次礼拜。

　　27岁的于海琳在约旦首都安曼，他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最年轻的外交官，负责礼宾工作。两个多月前，他们驱车1000多公里，从巴格达撤到了这里。于海琳是最后一批撤离巴格达的外交人员之一，他和其他3位外交官留在了安曼待命。

　　在安曼这些日子，于海琳等人的工作主要是关注和分析战事，每天收看相关的电视节目，上网浏览。在安静的安曼，战争似乎很遥远，但又是那么真切。于海琳称自己是“半个局外人”，电视上出现的画面经常是他熟悉的，比如几天前被炸的新闻大楼，他在巴格达时经常出入；还有战火密集的巴士拉、摩苏尔，他们也都曾经参观过。战争中被炸死炸伤的妇孺的画面，让他心里很难过，“想想也不过是两个月以前，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过。”于海琳说。

　　于海琳曾去巴格达的药店买过药，柜台多半都落满了尘土，最普通的抗生素在这里也很难买到，只有一些伊拉克自己生产的简陋的药品，但这些看来可疑的药品于海琳最后也没敢尝试。所以，在大量的伤员出现的时候，他无法想象缺乏药物、设备和血浆的伊拉克医院将怎么应对。

　　到达安曼后，于海琳多次试图和留守大使馆的伊拉克雇员联系，但始终没有联系上。当他们的车队离开巴格达、和这些雇员告别的时候，他不知道能否再相见。

　　伊拉克人表现的亲情之深让他震动：一位雇员的母亲和姐姐战争爆发前都在约旦，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她们居然又回到了巴格达，因为她们希望和家人在一起。

　　在留守巴格达的时候，于海琳每天都和自己的家人联系，报个平安，到了安曼，改为三四天一次。于海琳尽管最终避开了战争，但他在半战争状态中工作了很长时间，他认为，那对于人的能力、身体状况、承受压力的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

　　在广州开餐馆的约旦老板

　　□本报记者江华

　　2003年4月1日下午，西方的“愚人节”，海湾战火燃烧的第12天。

　　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墙，射进中国广州环市西路一家阿拉伯人的餐馆里，充满民族风格的大堂里蒙上一层温和的光。壁上挂着的电视里，不时传来爆炸声。它将稀稀拉拉散坐的顾客的视线吸引过去。

　　这家名为“Maedah(玛伊德)”的餐馆，老板是约旦人华立德(音译)，他在广州关注着发生在自己家乡邻居身上的这12天，感受着战争给他带来的“蝴蝶效应”。

　　“十多天来，我觉得难过和愤慨。”华立德说，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胡乱地画着。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地球仪。

　　22岁的约瑟夫是最近这里的一位常客。他跟记者比划着自己的肚子：“我妈妈，生我在科威特；我是约旦人；我来广州9个月。”他看了看电视上的画面，耸耸肩说：“有什么办法呢？”

　　这家主要为外国人服务的餐馆，几乎很少有中国人来。除了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其他语言外，很难听到汉语。

　　领班是一个阿拉伯青年，他快速地从左到右写着阿拉伯文，给为数不多的顾客结账，抽空眼睛盯着墙上的电视。

　　4月1日下午2时10分，一个显然常来的黑皮肤青年走进来，看了电视后，高举右手做了一个手势，嚷了一句英语走出大门。几乎所有人都笑了。面对战争，大家似乎不需要用语言交流自己的看法。

　　对于华立德来说，战争带来的烦恼，不仅是感情上的难过与愤慨，自己餐馆的生意也明显地冷清了很多。根据他的介绍，这里的客源一部分是阿拉伯人，另一部分人则是在中东地区做生意的欧美人。“来这里的，差不多都是到中国发送集装箱的商人。”华立德解释说。

　　“餐馆生意13天来持续跌到了创立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没有人来了。和2002年同期相比，收入下降非常多。”

　　战争爆发后，那些来中国“买集装箱”的商人的心理产生了恐惧。“他们不仅仅只是买一个价值20万到30万美元集装箱的货物，他们买很多。”华立德说，“货物主要发往叙利亚、约旦、沙特等国，货船要经过战区的港口，他们担心被武器击中。他们怕了。”

　　很显然，战争影响了经济来往，也影响了生意人到中国后来餐馆吃饭。

　　“餐馆的损失是这场战争带来的———即使我是在中国开餐馆。但比较起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大得多。”

　　华立德倒不担心他的家人。他通过电视直播和电话询问知道自己家人是安全的。“我的国家尽管在战争的边缘，但是没有受到表面的战火(袭击)。”

　　约瑟夫对电视上反复播放着的哭着找妈妈的伊拉克男孩印象深刻，他认为那个儿童和他一样，有同样漂亮的眼睛和同样漂亮的脸庞。

　　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部侯明古

　　□本报驻京记者卢嵘

　　3月20日，美国和英国宣布给予伊拉克最后48小时通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战争还没有打响。央视新闻编辑部的节目主编冯建平把这当作这次整点新闻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播发了。

　　15分钟后，又25分钟后，开战的消息终于突然从各种渠道天女散花般地传来。

　　侯明古回忆说，从获知消息到直播战争，央视只用了史无前例的3分钟：这3分钟中，副台长下令直播，主持人康辉做好准备并走进直播间，视频音频摄像字幕等技术人员各就各位，侯明古带队的负责新闻内容的编辑人员也重新就位……然后，现场导播发出各种指令，10点43分，伊拉克战争的实况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整个直播程序我们此前已经预演过好几次了。”侯明古说。13天来，侯明古就看着这套直播程序随着战争进程而不断循环往复，自然延续。

　　开战第一天，央视就不歇气的直播了5个小时。下午1点多的时候，由白岩松替换了康辉，继续主持战争直播。

　　开战头4天，央视采用了滚动直播的方式，一天3次长时间直播伊拉克战争，一天直播的时间总长度达到了十二三个小时。

　　侯明古介绍，直播是围绕着3个轴在转：一是来自国际性电视通讯社的现场实时画面；二是和前方记者的联线；三是关于战争的话题和其他背景性节目介绍。

　　这几天，像李挺、侯明古这些负责统筹协调的负责人始终是守在直播的现场。“我们做新闻的本来就分成好几组，直播开始后，有的新闻节目被冲掉了，这几组就根据直播的需要轮番上阵，当然，大家都是超负荷运转，一场接一场。”

　　直播会出现偶然性。13天的直播中，央视有这样的安排，就是战况优先，现场话题优先。有一天晚上直播时，侯明古从画面中看见了沙尘暴，这是他们预先没有想到的情况，但它却影响了战争的方方面面。于是他们放弃了原来预设的战争话题，而是在当晚的直播中展开谈论了沙尘暴的话题。

　　“这次战争的直播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或者意义，但对于央视来说是意义空前的。”这是侯明古的小结。

　　北京“的哥”老张

　　□本报实习生汤涌

　　“知道吗您？美国打了伊拉克了，刚刚动手，呼啦一下巴格达就让火给吞没了。”

　　这是北京出租车司机老张(只愿意说姓不愿意说名字)20日上午刚刚听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对第一个乘客说的话。他也仅仅是在出租车上听收音机才得到了消息，根本不知道巴格达是不是被火吞没了，但是他还是把经过自己渲染的消息告诉给每个乘客。

　　“您觉得这美国和伊拉克打，伊拉克能挺多久呢？据说都是整师的投降，萨达姆这次是挺不住了。”

　　21日的老张开始和每一个坐他车的乘客打赌，到底伊拉克可以坚持多久，老张总是说赌“撑死十天”。现在看来他输了。

　　后来的三四天内不断地传出来了美军伤亡的消息，听着这些消息的时候老张开始打起了呵欠。“您说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完啊。”

　　后排的乘客有一句没一句地答应着。他也不和乘客打赌了。

　　3月28日、29日，老张开始听到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美国真是没完没了了，杀这么多人，非遭到报应不可。”他没有得到回答，后座上的乘客已经沉沉睡去。

　　4月1日早晨，老张开始和乘客开起了愚人节的玩笑：“您知道吗？美国打不过伊拉克，停战撤军了。”

　　“跟人聊伊拉克都聊伤了，有时候我都懒得张嘴，有的乘客还喜好说点特老的消息，这一搭腔那我就收不住了。我从一个乘客那里知道点消息，拉10个乘客我就成专家了。好多人一说出租车司机最关心时事，说什么他们都知道，其实还不是听收音机和跟乘客聊天得到的消息。”成了“专家”的老张说起自己的“美伊战争消息灵通人士”的绰号还谦虚了起来。

　　老张也不想成为专家的，只是因为战云覆盖了海湾，也覆盖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以前老张家的电视里一般就只演足球和电视剧。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多了战争报道这个项目，头两天他天天看，然后就开始有点厌烦了。每次关电视之前转到中央台，常发现“白岩松板着脸，还没有休息”。

　　不看战争，看甲A，在看这甲A的时候，电视台又送来了字幕，“美军……”这边为国安牵肠挂肚，那边对美军的命运还偏偏感兴趣，那天他一来气就关了电视。

　　说起石油老张就冒火，“美国这么一闹，半年工夫这油涨价得叫个凶啊。要是真让伊拉克落美国人手里，他说涨价就涨价，那咱们还怎么过日子啊，干脆，我买一板儿车，咱不用油了，吃米面就成！起步价可以降到5块，可惜就是不能上三环，只能走辅路了。”

　　这个时候有人远远地向老张挥手，“有活了，”老张高兴起来，“他可别再跟我聊伊拉克了，十多天了，不想再说这个了，这战争啊，早点完了算了，希望伊拉克的出租司机，也能早点回到街上拉活挣钱去，只打的，不打仗，就是咱老百姓的胜利。”

　　远离美国的美籍教师

　　□惠明

　　尼是位年轻的美国籍语言老师，因为回避某个女孩的死缠烂打而躲到了离纽约最远的中国。当有人问起美国威胁攻打伊拉克的事，尼有些语焉不详，似乎还伴有点儿脸红。想到他不过是美国的一介草民，我们决定不再作“追究”。

　　第二堂课尼竟晚了10分钟，而当课已渐入佳境，他的手机又“呼啦啦”地响了起来，尼略有愧色地接了，“……What(什么)？AmericaattacksIraq(美国攻打伊拉克)！？”余下的10来分钟里，他的表情怪异而夸张，嘴里不时发出wow，wow的声音。收线后，他只是说有关美国和伊拉克，接着嘟囔了句石油什么的，再不发一言。我们都猜已经开火了，新闻却证实只是发出最后48小时的通牒。

　　旋即爆发了美国对伊拉克之战。于是有人在课上不由自主地扯起这件事，尼倒是坦然，只是每每及时打住。在战争打响12天后，我到底逮着他一个小空。

　　尼并不像我设想的那样顾忌自己的安全，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国籍也许会导致尴尬。他压根没想过要赶紧回去，连他的家人也同意他继续呆在中国。也许是因为不同国籍的外国人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也许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素来宽容而温和。用尼自己的话来说，人们不能假定拥有美国国籍就等于支持美国政府的决定。

　　他不肯谈战争的原因。我说是不是为了解放伊拉克的人民以给他们民主和自由，他说“ridiculous(荒谬)”；我说是不是为了石油，他开着玩笑说确实需要；我说是不是为了核查，他不容置疑地说道，每个国家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美国，完了补充道“unfair(不公平)”。不过，他明确表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进攻他国。

　　问到是否有亲朋好友卷入战争时，他略有些激动。“如果朋友参战，就永远不再是朋友。”他管那些去了伊拉克的士兵叫“murderers(谋杀者)”，“他们有义务反对非道义之战，哪怕是受惩罚。他们应该作出自己的决定。”我提醒他不少士兵受了伤，还有些死了，他爱莫能助地为他们惋惜。

　　在接下来的谈话里，尼强烈地表示对伊拉克的同情和支持，猛烈地数落自己的政府“太具有攻击性”，最后总结为“我不喜欢美国”。看到我的惊讶，他说：“我的余生将在中国度过。也会去些其他国家，但主要会留在中国。”

　　“虽然我还不会说中国话和写中国字，但我了解中国的哲学，非常微妙。我喜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的神情坚定，不容置疑。

　　3月20日颠覆了巴格达的平静，却似乎无法波及到尼的日常生活，仿佛这场已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战争与这个正宗的美国人毫无瓜葛。除了偶尔浏览网上他关心的新闻，尼说自己从不看电视，他喜欢做自己的主宰，即便是获取信息这样的事。最近尼试着学烧中国菜，还准备学中文，希望有一天能读懂中文写的书。

　　他选择留在这个尚且陌生的国度，而远离美国。

　　丝绸进出口公司董事长梁国基

　　□本报实习生曹海东

　　“刚把会开完！”梁国基匆匆忙忙地说，把“刚”强调得很重。他在广东省丝丽国际集团下属的金丝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任董事长，负责生丝销售。谈起战争对他个人的影响，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作答：“忙！这段时间会很多，下班晚一点，要加班。”

　　加班显然只是个现象，现象下面，是梁国基觉得自己的担子忽然重了起来。因为战争爆发，而且并没有立刻结束的迹象，公司业务已经受到冲击，销售额开始下降。“现在我们每个月发往土耳其、埃及的货柜，客户都要求暂缓。即便是一些信心比较足的大客户，也表示要等等看。”

　　虽然跟中东的贸易量并不很大，但伊拉克战争搅动的是全世界，会在各个领域引起连锁反应，所以战争一打响，公司立刻就感受到了压力。这十多天，就像股票交易大厅里的散户，梁国基被逼得时时刻刻得关注数据，尤其是丝绸的出口量以及价格。他说：“价格在降，降得甚至有点离谱。”

　　销售额在下降，价格也在下降，而且连货源供应也开始紧张起来，公司要求大家坐在一块“讨论对韩国、印度、东南亚的丝绸出口量，讨论导致这些出口量下跌的原因，讨论战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家都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找到解决方案。”而这段时间公司高层的动作更多，各个负责经理一有机会就被拉去碰头。

　　在梁国基的印象里，以前开的会比较长，现在开的会虽然比以前多了，但都是短会。在战争多变的情况之下，短会、小会显然便于解决各种突发、多变的问题。现在整个公司里，大家都感觉时间紧张，都应该珍惜时间，于是“工作节奏快了很多”。

　　梁国基说：“现在要努力的，是让各方面的服务跟上去。我们要求业务员向客户正确分析各种形势尤其是国外的情况，让对方能够放心。”

　　还好的是，战争并没有中断公司同国外一些客户的联系，只要联系还维持着，事态就不会糟糕得无法收拾，至少一旦战争结束，恢复销售额就会很迅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都盼着战争早点打完，等着经济的恢复。”

　　书商老史

　　□本报记者柴子文

　　老史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些人文关怀的书商，所以对于“伊拉克战争”这个已经被其他书商盯了很久的选题，他尽管也一样很有兴趣，却不愿意“随便找个写手上网搜搜资料迅速攒本书”。“目前我只是不停地找朋友聊天，谈想法、找灵感，寻找契机。”毫无疑问，在战争面前，他显然还无所作为，并没有在图书市场发到任何的“战争财”。

　　没有搞出书来，并不等于老史没有思路。“围绕伊拉克战争可以展开的选题太丰富了，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甚至兵器、战法以及人物，都让老史有“想法”。

　　但最让老史有想法的还不是这些，因为市场上早就有了那种“随便攒攒”的“资料汇编”，老史认为自己再去赶这趟“浑水”，就算能技高一筹，也绝对讨不了好去。老史一个还不成熟的大心思是要做这样一本书———说说伊拉克战争将给“地球村”公民、尤其是给中国人带来的启示。

　　“加入世贸组织都一年多了，我们跟国际社会分不开了。无论是政治家、商人、学者，还是普通的白领，都得学好全球思维这一课。”

　　在老史看来，目前这场激烈的打打杀杀，正是中国人参悟相关各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利益博弈的绝佳案例。“事情怎么就推向战争这个极致了？通过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洞悉国际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态势。”

　　其实战争一打响，老史就已经开始在各种场合寻找各种机会与各路学者以及报社的记者编辑聚餐、聊天———这是他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灵感往往就在闲聊之中产生。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10多天，老史聚餐、聊天的节奏也与日俱增，不过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举起酒杯跟大家干上一杯之后，老史首先会从他的国际战略观讲开来，谈论自己各种突如其来的创意，然后征询大家的意见。

　　“但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作者。”老史痛苦地挠头，“专家不屑为之，国内的国际新闻记者又少得可怜，而且掌握的材料并不丰富。总之一句话，有关战争的信息储备太少。”按照他的介绍，目前仅有几本关于萨达姆、伊拉克的图书销售，而且多是战前编印的。“国内出版行业的快速反应能力太弱也是一个问题。”

　　跟同行们沟通，老史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也暂时暗暗松了口气———情况大抵差不多：想做，但手中的资源不够，并且行业环节也不够畅通。

　　末了，老史又再强调一句：“我肯定是要动手的，伊拉克战争那么大一件事，不能没有反应，只是现在还要等等。”

　　“摩的”司机与加油站工人

　　□本报实习生陈竹

　　“今天还没涨。你说美伊都打了十几天了，这汽油价格怎么还不见涨呢？”没生意的时候，29岁的“摩的”司机阿岳就和他的河南老乡们扎堆在广州东山区的东兴南路路口。他跨在他那辆漆色斑驳的二手“幸福”摩托上，一边嘀咕一边睁大眼睛，不放过路口任何一个有“打的”倾向的路人。

　　“就觉得要涨，就怕涨。我每天都要去加油站兜两圈，看看油价。”阿岳嘿嘿地笑着。昨天，他在农林下路加油，忽然发现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是..65元，而不是原来的3.10元，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加油站的90＃高标清洁汽油没有了，加油工就给接了97＃的。

　　对阿岳来说，关于油价的不好回忆是在2002年。受“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影响，国际石油价格迅速攀升，中国汽油也随之6次调价，90＃高标清洁汽油价格一下子由年初的每升2.1元上涨到2.9元。“特别是去年夏天，你看那个价格，一个月一个月地往上蹦。”阿岳算了一笔账，他的摩托车一次加6升油，平均两三天加一次，一年下来就是800多升，如果去年油价不涨，他起码少掏700多块钱。这个账阿岳算了好几次，每次算，都“觉得心疼”。

　　阿岳是河南周口人，3年前背着行李随着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到广州。那时，“摩的”在广州还是相当重要的交通工具，“摩的”

　　司机甚至还被冠以“羊城骑士”的美名。阿岳咬了咬牙，花了1万块，买下这部二手摩托。可近几年，由于出租车和私家车的增多，乘摩托的人越来越少。到了2002年，广州出台摩托车报废管理规定，打算逐步淘汰在安全和治安方面广受非议的摩托车。“如果油价还涨，我就把车卖了。”阿岳已经为《羊城晚报》送了一个多月的报纸，他琢磨着“改行”的可行性，但看起来，他仍然舍不得自己的“幸福”摩托，“应该不让涨，应该不让涨。”他反复说着。

　　路口往南400米，是中国石化的冠德油站。6个加油机前，年轻的工人们娴熟地将油枪插入油箱。20岁出头的陈广艺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他觉得美伊开战十几天来，“加油站看不出什么变化，出出入入的汽车还是那么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私家车车主比较关心价格。”全国汽油价格自今年2月1日适度上调后，一直未有变更。

　　“就这一两个星期吧，涨是肯定要涨的，但幅度不会大。中国油价受国际形势影响，通常会滞后半个月。”私下里，陈广艺和他的同事们也凭着经验估计，“主要是战争消耗大，一打仗，汽油价格就跟着波动。虽然中国的石油只有30%靠进口，但大多来自中东。”

　　“如果油价真涨起来，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这里加油的私家车的数量了。”每天进出冠德油站的私家车占了机动车总数的25%。这几年，车主们常常抱怨买得起车，却养不起车。通常，油价一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尽量少用甚至不用自家车。

　　北外学生6号楼409房间

　　□本报驻京记者卢嵘本报实习生汤涌

　　“我们听的、说的、看的，和伊拉克人是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直接看半岛的节目而不用翻译。”柯贞煊有点自豪地说。这里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6号楼409房间，住在这里的5个大三男生的专业是阿拉伯语。

　　他们对于战争爆发的消息知道得并不比其他人早，但在战争打响后，面对同样的电视画面，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战争开始后第三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伊拉克一位妇女的电话采访，对于普通人，那些语言仅仅是一些根本无法听懂的字母而已，而409宿舍的小伙子们则读懂了更多的东西。

　　“一声爆炸响过以后，记者对那位妇女说快回避一下吧，当时她苦笑了一声，很悲壮地说：‘没关系，我很坚强。’当时我们都想哭……”柯贞煊说。

　　“大概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吧，我们在晚上看电视时看到了很多伊拉克人在河边搜寻，有平民有军人有老人有孩子，他们正在搜捕那架被击落的阿帕奇的飞行员，他们对着草丛中开枪，据说那架直升机是被一个伊拉克农民用步枪打下来的。”赵亮说起了当时在电视上看到的情况，当时409房的同学正挤在电视机前看着伊拉克人在河边为自己的胜利欢呼。

　　晚上熄灯后的男生宿舍经常会有睡前卧谈会这样的项目，大家在讨论这次战争的时候时常会争论起来，最后大家经常会问问话不是很多、性格比较内向的王志强，让他做一个裁决。因为王志强被学校派到科威特去留学，战争前几天刚刚从科威特回来。

　　“我离开的时候正是海湾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天空不断有美军的战机低低地飞过，我可以看到它上面挂着的导弹。大使馆要求我们都赶紧撤退，当时国航的飞机已经停飞了，我们只有坐科航的飞机到卡拉奇，几个台湾去的同学一直到战争爆发后才离开，那几天我从网上看到消息，买到机票比我走的时候更难了。”对王志强来说，那是段难熬而难忘的日子。

　　王志强一直在关注着科威特和伊拉克的情况，他天天上网，看阿拉伯语的新闻，也给在科威特的朋友们发去邮件，祝一个平安。

　　“伊拉克空袭科威特的那几天，我很担心朋友们的安全，他们怎么样了呢？早点结束吧，受煎熬的可不仅仅是伊拉克人。”

　　吕扬在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在忙个不停。他给阿联酋、阿曼、科威特的大使馆打电话，希望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大使来学校讲座，请他们讲讲他们的看法：海湾的这场战争最终将会有如何的结局。

　　比他更忙碌的人也很多：“中央电视台做同声传译阿拉伯语的是我们系的老师。”有的高年级同学也去给一些网站做编辑阿语新闻的工作。“仅仅是看半岛或者其他阿拉伯语媒体的网站，然后翻译成中文上传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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