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驻英国记者曼玲)

　　在英国伦敦为抗议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要用我的名义(发动战争)”的标语牌。西方国家一贯自称有完备的民主体制，为什么在伊拉克问题上却出现了民意反战，政府却仍然参与战争的现象？

　　伊战爆发前后，英国上至内阁大臣，下至普通百姓，既有辞职者，也有退党者。他们用这样的行动表明“政府已经不代表我”，要保护自己的名义不被滥用。无独有偶，在我所接触到的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本国政府的参战立场并不代表人民的心声。

　　西方国家一贯自称有完备的民主体制。以英国为例，通过每一个选区的议员，人们可以向政府反映大到首相选举、小到社区一砖一瓦等形形色色的问题。有问必答，沟通有方。从这一个角度说，议会应该能够代表选民的意志。那么，为什么在伊战前后，英国等国会出现“战争，请不要用我的名义”这样的抗议呢？

　　根据西方的民主制度，政治家一旦当选，总有几年任期。这期间，只要不遭到罢免或弹劾，这些政治家就可以相对独立于民。这就使得选民对于政府的约束力在时间上发生错位，这种约束力也会出现间断：政治家竞选时的承诺并不等于其执政时的行动，而在两届选举之间的断层期，当权者很可能采取违背民意的举动。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西班牙总理阿斯纳尔在伊拉克问题上就是如此。

　　当然，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家都不会长期不顾民意，毕竟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是他们通向权力颠峰的基石。布莱尔竭尽全力争取到英国议会的战争授权，正是因为他面临国内反战民意的巨大压力。有人因此认为，“只要有言论自由，政府最终不得不倾听民声。”民意最终得以体现不是件坏事，但政府反应的滞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就拿伊拉克战争来说，等到政府不得不“屈服”于民意的时候，原本可能避免的流血和伤亡已经永远无法避免。

　　通过投票，人们真能选出代表民意的政府吗？在当今西方社会，选举已演变成为运动和战役。怎样推销政客俨然已经成为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学者们试图通过图表和数字告诉政治家们，录像带、传单和上门面谈，用哪种方式与选民接触最有效；税收、环保和堕胎，哪些话题最能为选民所接受。这种“系统化和产业化”推行民主的方式，令人不寒而栗。

　　五花八门和花里胡哨的推销术，以及一次次无法兑现的承诺，使得西方国家政府的信誉一再下跌，普通百姓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越来越低。统计表明：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63%。到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51%；在最近一次的欧盟选举中，英国人的投票率只有40%。有专家疾呼，民主危机时代已经到来！因为，越来越低的投票率意味着当选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低。

　　既然民众呼吁“不要以我的名义”参与战争，英、西等国家的政府支持对伊战争又是以谁的名义呢？有人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石油、政治、经济以及战略地位都是领导人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普通百姓关心的话题。听来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确实赢得了开战后选民的支持票；但在当今的西方国家中，又有多少国家利益不是与大财团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休戚相关呢？看看在每一次竞选中，是谁在大把大把地花钱推销政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在以谁的名义行事。

　　美国前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激动人心的演说中曾梦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只是，这个政府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或可能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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