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4月9日讯 阿根廷《号角报》驻巴格达记者谢拉今天写道：两个记者死了，三人受伤。美国人说那是为了回答敌人的开火，但被记者们否认。几个小时以前一名摄影记者在另一次攻击中也被打死了。这里写下的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悲伤的报道。我刚看见西班牙记者考索死了，他是马德里第5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他斗争到最后一刻，曾3次停止呼吸，但是最后离开了我们。路透社的摄影记者、乌克兰人普罗斯尤克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约旦人阿尤布同时被打死。这3名记者昨天在报道历史上对记者来说最血腥的战争中死去。在开战后20天

的时间里，已有11名记者丧生。

　　考索当时在巴勒斯坦旅馆1402房间的阳台上，拍摄美英联军对巴格达市中心的进攻时，被机枪打中。住在上一层的普罗斯尤克不久之后被打死。他的头撞到窗子的玻璃上。阿尤布是在另一所房子传送卡塔尔电视台的节目时被打死。那所房子正好位于市中心的两座桥之间，整个上午美国的坦克部队和伊拉克的民兵在那里激烈交火。

　　考索从第14层拍摄在亚姆里亚桥上的两辆美军坦克向前推进，那里距旅馆只有15个街区。此前他在房间里为一家意大利电台传送节目。大约中午12点，我们已经紧张工作了4个小时。美国A-10飞机快速飞过上空，向下俯冲，向伊拉克军队的阵地发射导弹。坦克从桥上的各个点开火。阿帕奇直升飞机从南部居民区的上空飞过，发射导弹。可以听到伊拉克军队的防空炮火发出的响声，虽然不那么密集。

　　在我们住的1602号客房，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台的摄影记者豪尔赫在朝西的阳台上工作，他放下摄像机，回到房间。塞尔电台的罗德里格斯也在阳台上。客厅里还有意大利、葡萄牙和墨西哥的记者。我在另一个房间里为数字号角版准备一盘录相带。远处听到爆炸声，飞机呼啸而过，似乎是没有什么目标可以炸了。

　　就在这时，传来可怕的一声巨响。我们白天看到的落在别人头上的炸弹现在落到们自己头上了。炸弹的冲击波使我摇晃不稳。我看着窗子上的玻璃，好像已经炸碎了。我刚听见别的房间的玻璃落到地上。我看到豪尔赫跑过来，高喊“必须下楼去！”我怀疑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否要关掉电脑或是抓起卫星电话就走，但是生存的本能使我和其他的记者一起往楼下跑。我看到天线3台的女孩子们手拉着手，绝望地奔跑。我们顺着楼梯往下跑，后面有的人一次跳下4个台阶，冲到我的前面。没有人受伤，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

　　在第15层，我看到意大利人费尔南多在喊叫，我用西班牙语叫他赶快下楼，可是他听不懂。他在请求帮助。他同房间的考索已经躺在地上，流着血，一条腿被炸成几段。智利的拉法埃尔听懂了他的话，和他一起跑去找西斯蒂亚加，用一条床单盖住考索的腿。他们用几种语言要求医生救助。看到没有人来帮忙，他们就抬起考索睡的床垫，跑向电梯。电梯到了，但是他们不能进去，因为人们正在抬乌克兰人普罗斯尤克和另外两个受轻伤的记者。

　　当我们跑了16层到达楼下时，有几十个同事正在拍摄，他们试图了解所发生的事情。一些记者在进行现场直播。这场悲剧及时传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我看到琼和几个人帮助抬考索。有人问，还有谁倒下了，“我看见4个人受伤”，“流了很多血”，“埃德华多在哪里？”“费尔南多在哪里？”他们几乎是同时在说话。

　　我从楼下看上去，上午我们所在的阳台上战斗在继续，到处是枪眼。大块的水泥板往下掉，情况和下面两层一样。考索所在的阳台已经被炸碎了。后来我上楼去看时，到处是碎玻璃和水泥块，还有扭曲的铁条。路透社和电视5台记者的房间里有很多血，我们住的房间被淹了，英国司机为了灭火放了很多水。

　　在送考索去医院的路上，同事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要求把他的头抬高一点。当我们放松下来的时候，大家开始哭泣，高声喊叫，诅咒所有那些进行战争的人。几台摄像机靠近我，问我射击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不知道，我觉得是从后面的几幢楼上穿过大道射过来的，但是我对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后来我们受到猛烈的冲击。伊拉克宣传办公室的乌代向走过来，当着众人的面责难我，因为我没有直接将罪过旧于美国人。他并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一个英国同事将我拉走了。他对我说，“你不要回答他，他们都是疯子”。过了一会，有人来说五角大楼承认桥上的一辆坦克向旅馆开了火，因为有枪手向这座楼射击。

　　300名外国记者在巴勒斯坦旅馆已经住了20天，在旅馆的走廊里我们从来没有看任何人带着枪，也从来没有看到可能在这里开展行动的民兵，更不用说是伊拉克军队的士兵了。此外，如果说有人在旅馆的房顶上，那他为什么要向14、15、16层射击呢？这离最高的20层很远。

　　当我和家人通过电话以后，与我们的编辑马塞罗及驻罗马的记者胡里奥到达医院时，对考索已经做完手术。他的右腿已经被截肢，但情况稳定。我们站在手术室外，可以从一个窗户看到里面的情况。突然医生和护士们开始跑动，考索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几分钟以后，一名护士出来说情况不好，我们看到医生们为他做人工呼吸，用力拍他的胸脯。另一个护士让我们离开几米远。我们看到医生出来了，他们对琼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非常遗憾，负责的医生和我们在走廊里五六个人一起哭了。周围有几十个处于同样情况的伊拉克人，因为伤员和死人太多，任何时候都不再让人进入。当我们走出医院时，两部汽车载着伤员和死都到达医院。一名妇女又哭又叫，可能是她的男人被打死了。

　　我试图保留对考索的最幸福的形象。那是两天以前的晚上，当我们唱一首墨西哥的歌曲时，费尔南多改了歌词，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考索是一个正直的西班牙加列戈人，浓眉圆脸，身材矮小，剪着短头。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抽烟的方式也很特别，他拿烟的两个手指头与别人不一样。他很喜欢喝墨西哥的特吉拉酒。他和拉丁美洲人在一起过得很开心。听我们说谚语尤其是墨西哥的谚语时，时常开口大笑。一张像是小丑的脸蛋表达了他的幸福。

　　考索今年37岁，有两个孩子，谈到他的妻子时总是说“我的姑娘”。他和同伴琼的关系很好。每天晚当我们20或30名记者聚会时，他总是带来一瓶酒，笑得很开心，用力拍我的后背，亲切地打招呼。我们感到幸福。天晚时我们向他告别。我们300名记者在旅馆的花园里聚会，并从这里用国际电视频道转播实况。我们带去蜡烛，会场很安静。大家点燃蜡烛，沉默了几分钟。以后我们把蜡烛放到一个平台上，直至让风把它们吹灭。此刻没有一个炸弹，没有一架飞机，没有噪音。考索走了，巴格达用一次休战为他送行。(管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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