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还没有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但显然已经没有了悬念。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并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冒烟的枪”——比如关于谋杀布什总统的计划或者任何能够证实伊拉克同“基地”组织的关系，以及生化武器的隐藏地点等，但一些新发现材料和证据越来越清楚地展示了萨达姆是如何利用酷刑和恐怖来维持自己统治的—

　　最后一批遇难者

　　4月10日，也就是美军攻入巴格达的第二天，巴格达一个大家庭里8个男子中的5个都被伊拉克秘密警察抓进了监狱。据他们亲属的说法，其中两人是因为使用了卫星电话，这与萨达姆在战争开始后为防止美军侦察不允许市民使用卫星电话的呼吁相违背，更糟糕的是，他们联系的对象是伊拉克北部的反对派。

　　这5个人被关进巴格达郊外的阿布·加拉比监狱，因为当时萨达姆政权的政府官员正在撤退，所以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他们应该是萨达姆独裁政权下伊拉克人民中最后的受害者。

　　4月18日，《新闻周刊》记者在这个监狱外见到了正准备掩埋他们尸体的家人。其中一名死者的哥哥说，在这个监狱里找到了两具头部被罩住、手绑在背后的尸体，头部都有弹孔，另三人却不知下落。

　　在巴格达被攻陷后，一些家属静静地在巴格达的监狱和地牢附近寻觅，寻找自己长期失踪的亲人。但那些监狱是空的。阿布·加拉比监狱附近的居民说，在美军3月20日发动第一轮空袭后，他们看到一些警察拉走了很多犯人，可能那些人也是最后一批萨达姆政权的遇难者。

　　一些伊拉克人确信亲人们一定被关在某处地下监狱。在监狱、墓地和政府办公楼附近，一群群绝望的人拿着镐希望能挖出地下监狱。他们今天可能去巴格达的城门下，昨天可能出现在某高速公路的地下通道，明天可能还要到其他地方。

　　巴斯曼·贾瓦德·阿巴斯漫无目的地在阿布·加拉比监狱附近寻找着他1985年被捕入狱的哥哥。“他们可能在这里的地下。”他站在一个有两个绞架行刑室外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

　　2公里之外的地方，是一个有近两米高围墙的巴格达省立公墓，28岁的穆斯塔法正在一群墓碑之间穿行，那些墓碑没有名字只有编码。他在找他姐夫被埋葬的地点。他的姐夫马吉德·哈米德·萨拉以前曾是伊拉克空军飞行员，1981年死时才28岁，当时他被指控密谋推翻萨达姆。

　　“他们不给我他的尸体。”穆斯塔法说，“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来这找找。但我也不知道编码是多少。”

　　这座墓地的负责人艾斯沃德告诉法新社，这座占地3英亩的墓地始建于1973年，每次从监狱运来的尸体都在10到15具之间，死者均为政治犯。墓地工作人员穆罕默德·磨山·穆罕默德说，他在公墓工作的3年里，挖的墓穴主要用来埋葬政治犯，死者大都在15岁到30岁之间，都是被枪杀或绞死的，男女都有。他还说，巴格达地区还有5个类似公墓，估计埋葬的政治犯共有6000名。

　　20年的生死答案

　　1981年11月，22岁的医学院学生阿瓦提芙和她的丈夫阿里·纳西尔突然消失。当时，阿瓦提芙已经怀孕，第二年6月在拉希德女子监狱生下了女儿杜阿，当局将孩子交给了她的亲属，3个月后她被执行绞刑。她的丈夫在另一家监狱里也被绞死。两人的尸体最后也都交给了家里人，这体现了一点人道:至少说明他们已经死了。

　　阿瓦提芙来自一个什叶派大家庭，这个家庭里拥有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大学生各类有地位的专业人士。由于被怀疑亲伊朗倾向，随着萨达姆获得总统位置并准备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萨达姆清洗了一些有影响的什叶派，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1979年到1982年期间，一系列恐怖将阿瓦提芙整个家族卷了进去——阿瓦提芙的另外8位亲属有的从教室里，有的从车间里，有的在大街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带走。

　　《新闻周刊》报道说，哈米德·阿萨迪这位35岁的中学教师是这个家族最早被抓的成员。1979年12月23日，午夜刚过，伊拉克秘密警察搜捕了他家，哈米德逃到了邻居家。秘密警察于是警告哈米德的妻子和母亲，哈米德被怀疑是一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政党成员，一定要在第二天自首，否则他们将回来带走她们或其他成员。第二天哈米德去了，从此失去了音讯。这8个人的生死一直没有消息，直到今年4月18日，阿瓦提芙的一个堂弟在巴格达的一个清真寺里看见了一些秘密的安全文件，其中包括他家人的材料。除马赞外，另外7名亲人名字后面的备注都是“处决”。

　　马赞也算是阿瓦提芙的堂弟，1981年失踪时，他还在上高中。他所在的班级的黑板上出现了一句反政府的言论，由于被校长告发，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被抓了起来，其中7个学生被处决，包括马赞在内的56个学生却下落不明。

　　情报局的暗杀档案

　　4月25日，一些媒体记者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伊拉克国家情报局看到了关于暗杀小组的若干档案。伊拉克国家情报局在美军进入巴格达之后也被抢劫过，但是，这些文字材料和档案却被那些劫掠者忽略了。

　　美联社报道说，一批档案显示，伊拉克情报局曾经成立了一个小组，刺杀萨达姆在伊拉克境内及国外的敌人。

　　档案声称，该小组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成功进行了66次“行动”。档案有该计划的详细内容，并且还加上如何使计划更有效的建议，比如包括使用以香水作为掩饰的毒气和能够在目标所驾驶的汽车经过时引爆的爆炸物。

　　档案并没有说明刺杀目标，但在档案所提及的那段时间里，有许多著名的什叶派领袖在伊拉克境内死于可疑情况。其中包括伊拉克最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阿亚图拉·默罕默德在1999年2月19日同他两个儿子一起遇害身亡。另有好几名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莫名地受到了攻击。

　　情报局在萨达姆倒台之前由扎哈伊尔将军掌管。他在4月24日向美军投降之前，曾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曾经使用军方情报刺杀目标。他予以否认，“这不是真的”，并声称记者们看到的那些文件是有错误的。

　　这批档案内还有告密者的报告，法庭记录及对好几千名持不同政见者所下的处死令，是由刚刚成立的“解放囚犯委员会”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所收集的。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因参与异议行动而被逮捕，后又被释放的伊拉克人。

　　档案文件夹的封面列出了姓名、职业、出生日期，以及控状。里面是有关该案件的文件，及受害者在被折磨前后的照片。其中一名受害者在警方记录的照片上被砍去了整条左手臂，他的肋骨暴露，胸口上的皮肤已经被烧掉。

　　一名曾经被囚禁的持不同政见者易卜拉欣说:“萨达姆收藏了这些文件，因为他以为他可以永远掌权。”

　　“解放囚犯委员会”现在正通过搜集和整理类似的档案和文字材料，帮助人们获得他们失踪亲人的下落。在该委员会的总部，不断有人群涌入。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了一位69岁的老人。他刚向工作人员递交了他三个儿子的名字，他们都是1980年11月到12月间被捕的，当时分别是16岁、18岁和20岁。

　　按照人权组织的统计，保守的数字是大约30万人失踪。他们计算的人数是从25年前一直到美军攻入巴格达的前一天。

　　3500人的耳朵

　　曾经是伊军士兵的艾哈迈德·侯赛因在1994年萨达姆号召的追捕逃兵的过程中被抓获。他说他当逃兵的原因是，“不想再入侵科威特”。被捕的当天，他被带到纳西里耶医院的手术室里并被蒙上了眼睛，在那里，尽管医生给他进行了局部麻醉，他还是觉得钻心的疼痛——他的耳朵被手术刀割了下来。之后，侯赛因被判入狱25年。1999年的大赦后他离开了监狱，但耳朵的残疾使他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大多数经济部门都被复兴社会党控制。

　　1994年的“割耳朵”刑罚从5月17日至19日在伊拉克所有城市持续了三天。尽管没有人能给出具体数字，但保守估计也有几千人。一名受害者告诉《新闻周刊》，监狱的看守士兵告诉他，全国3500人被执行了这项刑罚。当时，几乎巴士拉的所有外科大夫都曾经做过这样的手术。在巴士拉的一个监狱里就关押了750名被割了耳朵的士兵。没有人怀疑这项刑罚的指令来自最高层，也就是萨达姆。

　　安瓦尔·拉扎克其实并不是逃兵，但也被执行了割耳朵的刑罚。当时他经过单位领导的同意回家过周末，由于未带证件，他在一个复兴社会党的检查站被拦住，这些人拒绝到他的单位去核实，认定他是个士兵。他被带到医院后，两个耳朵都被割除，一般人仅仅被割了一个，他为什么遭到如此厄运原因并不清楚。

　　安瓦尔的堂弟尼扎尔·拉扎克也被当成逃兵执行了割耳朵刑罚。但由于当时他在为一个富人工作，那个名叫库巴的富人帮助他用金钱进行了疏通。“我们贿赂了很多钱，这样他们就只是割去耳朵的一小部分。”库巴告诉《新闻周刊》，“100万第纳尔(那时相当于1万美元)，而且他们答应会使用止疼剂。”尼扎尔的外科大夫(同安瓦尔的大夫不同)亲了亲他的脸颊，还表示道歉，切下了耳垂部位很少的一片，然后处理下一个受害者。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自由的代价因此因人而异。库巴是萨达姆政权下的伊拉克里并不多见的人，他很有钱，生意很发达，但不是复兴社会党员。他是两家银行的所有者，也是瓶装的百事可乐厂在巴士拉的经营者，库巴说，他每个月付给当地复兴社会党的钱要远远超过商业运作所需要的资金。

　　然而，库巴的钱虽然将自己的家人同这些故意伤害之间隔开，但是这并没有能让他免于恐惧。他向《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了一个他至今难以忘记的情景——当他开车经过巴士拉的SAAD广场时，警察检查身份证时拘留了600个男子，按照库巴的说法，“化学阿里”——掌管着伊拉克南部的萨达姆的表兄停下来询问，“没有身份证？那就毙了他们。”库巴眼睁睁的看着600多人倒在自己面前。

　　那些被执行“割耳朵”刑罚的人大多数都有听力问题，因为进监狱后，恶劣的环境还使很多人被感染，导致内耳出现问题。安瓦尔还经常出现耳鸣。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受害者中没有一个人埋怨那些执行手术的医生。其实，很多执行手术的医生自己也一直受良心责备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很少有人愿意谈及此事。据说，当时有一名拒绝做这种手术的医生被枪决。“他们(萨达姆政权)想让我们成为共谋，”他当时以生病为由躲过了，“他们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人敢为这些人做整形手术。”这些受害者现在都希望能够做整形手术。安瓦尔告诉《新闻周刊》，他希望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帮助他们重新移植耳朵。

　　金钱刺激的恐怖

　　伊拉克南部是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那里经常爆发反对萨达姆的以逊尼派为主导的复兴社会党的统治，不过那些反抗最后都被镇压了。

　　英国军队4月6日进入巴士拉，3天后，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政府垮台。《新闻周刊》随后对20多人进行了采访，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向记者们叙述了被酷刑折磨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叙述并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实，但他们身上的伤疤和邻居以及亲人们的证词似乎可以作为佐证。

　　一个现象是，当起义被压制了之后，酷刑折磨却更加蔓延，直到入狱者们认罪并最后被执行死刑。许多自由了的犯人和前复兴社会党党员强调——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复兴社会党内部存在着金钱鼓励系统。

　　在巴士拉的复兴社会党总部，过去的秘密文件像垃圾一样散落在院子里。这中间就包括给那些抓捕逃兵的警察或复兴社会党员奖金的收据。《新闻周刊》报道说，在巴士拉即将陷落的前几天，复兴社会党企图将这些给实施镇压者以奖金的证据和其他罪证转运走，他们将材料装在一个有标志的卡车集装箱里，企图同红十字会和红星月会的标志相混淆，但是他们无路可逃。

　　萨达姆加强恐怖统治而付钱的收据有:付给抓捕部队逃兵的复兴社会党员，付给抓捕持不同政见者的警察，付给那些告发自己邻居的告密者等等。受害者对这个体系的情况很清楚。在追捕逃兵的行动中，参与搜捕者能获得20万第纳尔，相当于他们18个月的工资。安瓦尔认为，当时复兴社会党的秘密警察之所以不愿意去他的单位核实他是不是逃兵就是为了这笔钱。“一般情况下，如果他们抓了一个人进监狱，能够获得25000第纳尔(伊拉克前货币，相当于10美元)，”35岁的拉辛·阿尔·伊萨告诉《新闻周刊》说。他住在靠近巴士拉的小镇阿布·卡西布。伊萨是1999年什叶派起义期间被抓进监狱的，当时复兴社会党员们正在抓捕叛国者，并被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他们小镇上300个人被抓。

　　在监狱里，伊萨每天都要被拷问，有时候一天两次。胳膊往后绑在背后，然后吊起来，直到脱臼为止，现在他的胳膊还无法抬高超过头部。伊萨的腿也已经残废了。伊萨称，拷打者的目的很简单:“他们想让我说我们正在密谋推翻复兴社会党。这样他们会把我拉出去处决。如果我当时承认了，他们的目的达到后可以拿到10万第纳尔。”

　　33岁的警察马吉德·阿尔·哈拉夫曾经因为在一个婚礼集会上向天空开了一枪。当地的复兴社会党员在随后3个月里想尽了办法使他承认他与复兴社会党为敌，他们用电击的方式——用电线将他的身体几乎所有的部位包括生殖器同一个手摇发电机相连。还是无法让他屈服，最后不得不将他放走，“最后他们只是说了一句‘对不起’”。哈拉夫说，他后来重新回到警察的岗位。(记者 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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