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打攻坚战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1日13:40 河南报业网-大河报

　　流言止于公开

　　主持人：非典的突然爆发，从政府危机公关的角度讲，为以后积累了经验。

　　喻新安：我们注意到，国际上高度评价了亚洲经验，实际上也就是越南经验比较见效，一是透明，二是迅速隔离。

　　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先有教训后有经验。过去我们处理重大事件时习惯于“外松内紧”，让大家觉得没啥事，不把真相告诉群众。其实知情权是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以前说“流言止于智者”，现在应该说“流言止于公开”。大家也注意到了，现在社会上基本没什么流言，就是因为政府公布得已经十分详细了。

　　美国在“9·11”以后，才知道国内防卫体系有问题。我们也是通过非典，才认识到公共卫生管理及应急机制不健全。另外，也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严格说来还很脆弱，很不配套，不敢出事，一出事就手忙脚乱。在这种情况下，坏事怎样变好事，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怎样发现问题，然后构建安全屏障，现在各级政府也都在考虑。

　　刘道兴：我们有非常强的组织力量和调度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源的政治优势。现在我们是把全党、全国、全军、全民族力量组织起来，这在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在当今世界也是少有的，所以应该坚信我们的政府。

　　杨杭军（博士，河南省社科院法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次事件从最初的忙乱无序到逐步规范，也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从传统型的社会状态向现代化的一种过渡。

　　社会现代不现代不单单是从某一个层面理解的，从这次非典事件的角度，可以看出社会反应和政府决策认知也有一个过程。比如说“监视居住”，我们的法律解释比较含糊、不明确，但美国法律就很明确，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来监视你，多长时间，都有非常详细的法律。

　　通过这次事件，社会本来应具备的自身反应能力和调控机制会逐渐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至少会形成对流行病的反应机制。河南有一场艰巨的攻坚战

　　刘道兴：现在各地政府表现得都比较积极了，但是我认为政府更应该冷静。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防治非典的重点在哪里？措施是否都非常必要、有效？

　　比如说河南控制疫情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科学地、理性地分析。我觉得河南非典防治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为什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疫情的传播是从广州到北京，再到与北京人流来往频繁的天津、山西、内蒙古。这说明人员的流动是一大因素。所以河南面临的下一个难题，可能就是民工回流，我认为这将是河南最艰巨的攻坚战。

　　师求恩：我省是仅次于四川的劳工输出大省，眼下又到了麦收时节，返乡的民工流将会给目前的非典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其实，麦收不过是一个理由，民工回流更多是基于一种依赖家乡亲情的心理倾向，这也是很难控制的。

　　喻新安：疫情的严重性，政府应该尽快地认识到，并想办法进行有效控制，这是现阶段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能因为失误酿成大错。在这件事上，宁可估眼下又到了麦收时计得严重一点，因为万一在农村蔓延，工作更被动。

　　政府不惜人力、物力应对非典，这就体现了特殊时期人民政府的职责。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的重视也是社会现代化和进步的一种表现。危机考量各级政府

　　喻新安：所以要强化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职能。可以说，政府承担的责任更重了。但现在公共管理不成体系，反应能力差，工作做得不到位，因此要加紧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

　　孙新雷：非典所凸现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公共卫生事业，但公共卫生事业不能完全市场化，不能用企业经营的办法来对待，如果政府在敢于让企业发展的同时，能依据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使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也没什么可怕的。

　　所以，发生这种大的疫情时，政府需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宣传工具教育我们的民众不必惊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家克服困难，让老百姓感到有依靠，而且通过政府支持建设的公共防疫体系化解这种疫情，帮助老百姓树立生产、生活或者投资的信心。

　　主持人：那么对于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政府能不能采取什么积极措施？

　　孙新雷：政府要认识到这样一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全靠“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资源的配置。那么，政府可以在短期内调集有效的资源，有所作为。

　　我觉得政府采取的措施要立足于公共管理，在改革大潮中，不必要放太多精力去管企业，包括它的整个资源配置。疫情的发生是个社会性的问题，它不是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事情，由此产生的需求是公共性质，政府恰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短期内调集资源加强公共管理，并且以此为契机，以公共需求的扩张来替代非典流行后个体需求的减少，有所作为。危机管理新视野

　　昝廷全（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非典危机挑战的是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危机”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中国人从来都把危机视作“危险”和“机会”的组合，它是一把“双刃剑”。

　　一场危机结果是好是坏，就看我们如何管理危机。“珍珠港事件”催生了美国国防部，催生了美国危机管理专门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9·11”事件催生了国土安全部，催生了美国新外交战略。从这个角度出发，有人提出，非典不完全是坏事。“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果在这场疫情之后，我们能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卫生防疫机制，一个全国性的危机管理机制、一种公民应对危机的成熟心态，那么我们就真正战胜了非典。

　　对危机管理，首先是要迅速反应，至于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应在随后进行调查。在面临重大危机时，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惧心理，如果恐惧不能迅速消除，愤怒的情绪就会登场。

　　愤怒首先指向的是相关管理者的“鸵鸟心态”。危机一旦爆发，按兵不动或采取鸵鸟政策都是大忌，唯一的办法是由发言人以最短时间发表坦诚的声明，承诺将迅速对危机进行处理，并及时对外通报。只有诚恳的态度才是挽救事态的唯一途径，为了真正控制疫情，必须及时准确地提供关于疫情的准确数据，以防止造成更多的人被感染和死亡。

　　此外，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大大超乎事件的本身，其对公众信心的影响将更大。因此，捍卫和重建公众的信心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应当指出，每一次危机的发生和处理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疫情的出现，提醒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以确保我们在各种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再造政府流程、将部门协调行动制度化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构、将信息公开制度化以及制定综合性的紧急状态法律等等问题，都可以进入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视野。大河报七日财富2003-05-09 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

【推荐】【大中小字】【打印】【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