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马克·克雷顿李菁编译
特工“潜入”高校，CIA与学术界的合作公开化
下午4点，格里尔森走进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家安全规划处，这位中央情报局的资深密探上世纪70年代在德黑兰和巴格达做过特工，几年前才刚刚涉足学术界，如今已成
为哈佛的访问学者。像格里尔森这样来历特殊的学者，在“象牙塔”里现在已经不在少数。自1985年以来，已有84名特工“潜入”46所高等学府。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开始公开承认为中情局和美国其它12个情报机构做学术性工作。2002年，美国两所大学任命中情局的要人担任校长和副校长。中情局资助高校学术研究的款项数额也随之大幅提升。在人才招聘会上，毕业生们在中情局招聘摊位前排的队越来越长，咨询者已远远超出原先投掷鸡蛋的人。“9·11”事件一周年时，中情局竟收到了12万份求职信，是往年的一倍。种种迹象表明，学术界与CIA的关系又步入了一个春天。事实上，中情局与学术界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中情局成立之初，它就把当时最优秀的学界精英网罗帐下。20世纪50年代是双方关系的蜜月期，中情局和其它情报部门一起资助了不少学术机构。但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及学术界秘密资助丑闻的曝光，两者的关系陷入低谷，“CIA”在高校里成了遭人唾弃的字眼。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家吉布斯指出：“中情局与学术界一直有互动关系，但总是在掩人耳目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合作曾为学者们所不齿。而现在，这种关系已变得堂而皇之，人们不再觉得为中情局工作是尴尬的事情。”情报机构与学术界的合作已日益公开化。
保密原则与学术精神相悖
高校对中情局敞开大门，中情局也资助更多的学术研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保护中情局的机密性与维护学术的客观性会不会发生冲突？应该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佐治亚大学情报历史学家洛克·约翰逊说：“假设中情局和一个蒙古事务专家签订一份10万美元的合同，但条件是研究成果必须保密，那么这名研究人员就只能在对同事秘而不宣的状态下工作。从学术道德上讲，研究人员应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并提供给学术机构，但他如果与中情局签订了合同，就只能把研究成果封存起来。这正是问题所在。”芝加哥大学亚洲学专家布鲁斯·卡宁斯说：“中情局要求受雇的学者们保守机密，这与高校所倡导并施行的开放性原则相背离。”卡宁斯曾为情报机构做过一些课题研究。他说：“当我与别人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时，别人会说：‘瞧，这家伙为中情局做过机密工作，所以他只能三缄其口。’学术讨论由此受到影响。”而美国大学(位于华盛顿)的克里斯多弗·辛普森教授，主要担心的则是学者们被情报机构操纵。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被中情局选中，那中情局就会努力促成他事业‘成功’，保证他能够参加各类会议并接触密档。而这种做法是违反学术精神的。”
在学者们普遍担忧中情局对秘密的偏好会给学校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利影响时，也有人认为，既然政府可以从学者的观察和分析中获益，那由此带来一些副作用也是值得的。吉尔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写过一篇研究文章，内容涉及中情局为何对伊朗国王垮台失察的机密。到了80年代后期，他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做了大量删节。吉尔维斯认为，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学术界与中情局合作也未尝不可。高校与中情局密切合作使政府信息更灵通尽管中情局与学术界的联手招来了不少非议，但事实表明，这种合作还将不断升温，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是政府情报决策最坚实的依据。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把研究工作推到了前沿。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学术需要还仅局限在苏联、中国等少数地区，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中情局的工作重点转向了第三世界债务、毒品、走私、非法军火交易和移民等问题，这些都离不开“象牙塔”中研究这些课题的学者们。为了满足中情局的研究需要，首先要修补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修好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情局陆续派遣国际问题专家前往高校。到1995年约翰·多伊奇(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出任中情局局长时，他要求中情局积极与学术圈顶尖人才密切接触。自此，双方关系逐渐密切、稳固起来。另一方面，学术机构对这种合作也并不完全排斥，金钱从中起了不小作用。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基金通常捉襟见肘，金钱把教授们和情报机构联系在了一起。威尔斯利学院的克里格·默菲教授说：“如果情报机构提供的奖学金和解读机密文件获得的酬劳能转化成学术研究的经费，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这种交易难道没有其合理性吗？”不管怎样，高校与中情局之间的紧密联系确实使政府信息更加灵通，使得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英明。▲(摘自4月29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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