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称为“21世纪的第一场传染病”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在我国被称为非典），虽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在全世界造成了数千人染病、数百人死亡，但欧洲大陆几乎未受侵扰，社会生活一切正常。如果探讨一番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为什么在同一场全球性传染病面前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人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点，即欧洲公共和私人卫生水平是欧洲迄今为止得以避免这场灾祸的重要原因之一。每一个初访欧洲的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应该是，欧洲很干净。不仅人头攒动的大城市
清洁，乡村也清洁。而且一般地说，越是乡村越干净。 欧洲人的清洁习惯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而是在从中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中，在与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其中也走过不少弯路，克服了不少误区。例如就个人卫生习惯来说的洗澡就是如此。
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喜欢洗澡，如今罗马的卡拉卡拉大浴室的遗迹就是明证。据历史记载，1292年巴黎就有26座公共浴室（包括蒸汽浴），经营浴室是一门兴旺的行业。王公贵族们给仆人、手工艺人们的报酬中包括着洗澡的费用。但是到了15世纪欧洲闹起史无前例的鼠疫之后，惊恐的人们竟然错误地认为，洗澡是疾病入侵身体之源，导致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社会各界，尤其是宫廷和上流社会基本不洗澡，甚至不洗脸。当然，这里指的是不用水清洗身体。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认为，洗热水澡会使汗毛孔张开，从而造成体内各个器官完全置于来自外界的危险之中。人们认为，鼠疫通过空气传播，而一洗热水澡，毛孔完全张开，有毒的空气就会通过毛孔钻入身体。如今这些听起来令人感到荒诞不经的理论统治了整个17世纪的欧洲。欧洲人在整整100年的时间里避免用水来清洁身体。例如当时代表欧洲文明最高水平的法国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每天早晨只用混合了葡萄酒的水洗手和漱口，却不用水洗脸，而是用洒了香水的干布擦。为了遮盖身体的臭味，则大量地使用香水。为了抵御所谓外来的通过皮肤汗毛孔入侵的“有毒的气体”，人们穿起紧紧把身体包裹住的衣服，而棉布和羊毛织品则因纤维间缝隙较大受到摒弃，主张穿丝绸等织得细密的纺织品，认为它光滑的外表有助于“毒物”滑落下来，不致侵入身体。直到18世纪3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水对清洁的作用，逐渐恢复了洗澡，但却仍然不洗头，而认为在头发上扑香粉会起清洁作用。如今在当年留下的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里，管理人员会指着某个小房间告诉你，这里是专门用于扑香粉的地方。一年中用去的香粉重量可以吨计。但是，虽然关于洗澡的误区延续了一个世纪，欧洲的公众和上层社会却认识到卫生与健康的关系，一直在苦苦探讨，尽管这种研究有时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公共卫生也同样是疾病的威胁逼出来的。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口日渐增多，而垃圾处理还未摆上日程，终于导致霍乱频繁发生。1849年霍乱又一次在巴黎流行，死亡人数高达2万人，促使管理当局开始建立隐藏在地面之下的下水系统。1870年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创立了现代微生物学之后，卫生和健康的关系为人们日益重视。19世纪初，来自希腊语“与健康有关的”一词的“卫生”这个词正式见诸欧洲文献，专指一切保护健康的手段和知识，成为医学中一个新的独立的知识领域。而医学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也大为提高，在城市规划、公共设施的配备中的发言权增大，对公共卫生习惯的教育开始普及。从1845年起，法国诸如《家庭卫生》和《大众卫生》的书籍日益增多，详细地向人们介绍个人讲究卫生的方法。从1830年开始，法国小学教科书开始定期地加入卫生教育内容。说来令人感慨，卫生专家当时推荐最力的就是洗手。1884年，法国人莫宁在其著作中说：“应该多洗手，尤其是一回家就要洗。”19世纪末奠定了至今通行的卫生习惯的基本标准。
正如法国学者乔治·维加莱罗在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身体卫生史的著作中所说，清洁的历史是文明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因为个人和公众的互相影响越来越强烈。(文/江建国)（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