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学系 邢国欣

　　美国反华势力“新保派”的强硬人物在布什政府出任要职引人关注，而由此引发的问题——“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主张能否主导布什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正在着手大选的美国总统布什最近进行了一些人事变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于6月1日正式出任切尼副总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并将在切尼办公室主任和国家安全顾问刘易斯·利比领导的外交政策班子中担任政策规划主任。

　　布什政府迄今缺少了解中国的高级官员，弗里德伯格是布什起用的第一个中国问题专家。鉴于弗里德伯格是中国问题上的鹰派，在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上属于强硬的新保守派，他且在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切尼和利比手下供职，因此这一人事任命无疑将影响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走向。

　　“新保派”是“人精派”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右翼保守势力为贯彻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而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新保派”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形形色色的右翼势力中的一支，在布什的外交和安全决策圈中风头很劲。专门研究美国右翼势力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分析家吉姆·洛贝说，弗里德伯格的履任是新保守主义鹰派在布什政府得势的又一个表现。

　　洛贝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目前有一个支持小布什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联盟。该联盟主要由三个派别组成：“新保派”、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负责军控的国防部高官博尔顿为代表的共和党传统右翼(也称民族主义者)、以200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加里鲍尔和前基督教联盟领导人拉尔夫·里德为代表的基督教右翼。

　　“新保派”虽然人数少，但他们都是人精，科班出身、能言善辩、对政治和官场之道悟性很高、有组织才能以及对媒体的渗透弥补了他们人数的不足。

　　在布什政府内，“新保派”中最显赫的人物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9·１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设计师。先发制人政策就是他的手笔，他也是“倒萨”和改变中东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极力推动者。

　　洛贝说，在对华政策上能够施加影响的“新保派”人士还有：超级鹰派、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彼得·罗德曼，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在政府之外，则有反华“蓝队”成员、宾西法尼亚大学中国史学家阿瑟·沃尔德伦；因丑闻下台但被称为防务政策幕后拉手的佩勒；在国会监督对华出口政策的委员会担任职务的迈克尔·莱顿，他在布什最信任的智囊卡尔·罗夫那里有影响，和佩勒也是长期的合作者。此外还有克里斯托尔、“美国事业研究所”及“新美国世纪项目”中的一些研究员，布什曾称他们是“顶尖的大脑”。

　　弗里德伯格主张遏制中国

　　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严厉批评中国，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这正是弗里德伯格近几年来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挑战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弗里德伯格2000年在“新保派”主办的《评论》月刊发表题为“争夺亚洲主导权”一文，称“在今后几十年，很有可能美国将发觉自己陷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一场公开而激烈的地缘政治竞赛中。这样一个局面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非常有可能。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中国扩大其影响的努力，以及美国面对此种局面不情愿彻底让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构成‘争夺主导权’的必要条件。”

　　弗里德伯格认为，两国军事对峙的情形要么可能推迟发生，要么被诸如在台湾问题上摊牌这样的单一事件所催生。他担心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将使中国得以对该地区的国家施加影响，这是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内容之一。

　　弗里德伯格在文中还说，对美国来说，中国将是非常不同于苏联的一个战略竞争者，中国的幅员、发展活力和相对的开放性，将抵御美国在今后遏制中国的能力。

　　对布什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切尼和利比挑选弗里德伯格担任他们的助手，值得玩味。洛贝认为，弗里德伯格的任职对美中关系不是一个好兆头。弗里德伯格虽然不属于强烈反华的“蓝队”的成员，但他的著述表明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美中发展成对抗关系比合作伙伴关系更有可能发生，美国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作准备，以防不测。弗里德伯格的观点更倾向于对华遏制的一面。

　　　“新保派”在对华政策上逐渐显影

　　目前，虽然“新保派”把兴趣更多放在中东地区，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在亚洲霸权地位的长期威胁，赞成在中国可能变得更强大之前就将与它发生对抗。在这一点上，“新保派”与他们的两个盟友——共和党传统右翼和基督教右翼的看法一样。

　　为保持在国际上的接触政策，美国需要树立一个“敌人”，以便组织其外交政策，“新保派”对此非常热衷。洛贝说，中国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妖魔化的对象，“新保派”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极权国家，执政党对政治改革没有兴趣。他们还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搞扩张的国家，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相提并论。

　　一些“新保派”不厌其烦地把中国描绘成对美国的致命威胁。华盛顿的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曾带头阻止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获得对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设施的租赁权，认为这是中国军队试图在危机发生时切断运河交通的计划的一部分。其他“新保派”，比如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和国家安全顾问利比，是布什政府最有影响的外交政策战略家之一，他曾在调查所谓中国窃取美国高技术的考克斯委员会担任过要职。1999年抛出的《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高技术，导致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最近，“新保派”在对华政策上的其他小动作也值得注意。一是美国在最近于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首次联署支持台湾以“观察员”地位加入该组织。而这正是“新保派”多次呼吁的主张。二是据《简氏外事报道》透露，五角大楼希望与印度军方加强联系，把中国描绘成美国和印度共同面临的最大威胁，希望印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目前正在重新评估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联盟。最近，美国和印度之间经过一系列秘密的会议和低调军事合作所产生的一个成果就是建立“美国—印度战略政策研究所”。该所与华盛顿极端保守的“安全政策中心”关系密切，因此有专家担心美国正在寻求与印度建立联盟以便从长远共同遏制中国。

　　“新保派”能否掀起反华浪潮？

　　随着弗里德伯格的就职，“新保派”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主张是否会变成布什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除了美国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紧要议程外，“新保派”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还将受到其他几方面因素的抑制和鼓励：

　　首先是布什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在经过中美撞机事件和几次中美首脑会晤之后，布什本人在中国问题上趋于成熟，他对中国一再表现出友好态度，“9·11”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他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切尼的外交政策班子、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鹰派、国务卿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赖斯领导的国安会，都在试图对布什的外交和防务决策施加更大的影响，总统是在听取广泛的意见和权衡多种选择方案后作出决策的，因此他本人的意见和态度也很重要。面临竞选连任的布什能否顶住反华势力的压力，尚待观察。

　　二是“新保派”在美国政坛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他们更像是一个网络，而不是代表一种大众运动。只有当他们的政策主张得到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这些共和党传统右翼的当权人物认同时，他们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双方有分歧，“新保派”的影响就很小。

　　因此，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对华态度也很关键。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希望中国不会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对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赞成对抗，甚至在必要时使军队介入。他们希望保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宰地位，将不会容忍任何对美国的这个地位进行挑战的做法。但这些共和党传统右翼相信古典的实力政治，考虑问题比较全面，有时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因此他们将对激进的“新保派”形成制约。

　　三是基督教右翼的势力不可忽略。这股右翼势力又被称作“社会保守主义”，在国内政策上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权利；对外政策上，基督教右翼拒绝实力政治，倾向于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善对恶的斗争，这有点像“新保派”。他们与“新保派”一道是支持以色列的铁杆，喜欢对中国内政比如宗教事务和计划生育政策横加指责。基督教右翼强大的选民势力使布什在竞选中对他们不可忽视，他们也常通过布什的“外脑”卡尔·罗夫施加影响，在白宫说话的份量不轻。这派也会对中美关系挑起事端。

　　另外还有强烈反华的“蓝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七八名国会职员、记者、智库的分析员、学者和前情报官员发起，他们全部是国家安全专家，但其中很少有科班出身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松散的联盟后来在亲台院外活动集团、大学、智囊机构、新闻界以及国会两院、五角大楼、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白宫都有追随者。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鼓吹加强与台湾的军事联系，将台湾包括在美国的亚洲导弹防御计划之内。随着大选年的临近，他们的反华情结将再次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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