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洲的部分地方，街头凶杀案以流行病的速度蔓延。这些街头凶杀案基本上都是以街头流浪儿和青少年为目标，他们被当作“社会清洗”的目标被残忍地杀害了

　　2003年2月，在洪都拉斯城市圣佩德罗苏拉，一个年轻男人的尸体上，发现了用圆珠笔潦草地写着“清洗城市”。同月，11岁的奥斯卡的尸体被抛弃在危地马拉城的街上。

　　根据一个名为“卡萨·阿利安萨”的街头流浪儿救助组织的统计，仅2003年4月在小国洪都拉斯就有72例这样的被害者，去年该国的被害者有549人。这些街头凶杀案基本上都是以街头流浪儿和青少年为目标，而很多凶杀案的肇事者竟然是执法者——警察。

　　流浪儿命如草芥

　　塞尔文说自己14岁了，但他看起来只有8岁，赤着脚，衣服破旧，目光呆滞。他就住在垃圾场旁边,幕天席地，邻居们也都是街头流浪儿——同样野性十足、衣衫褴褛，盘旋的秃鹰同他们争抢着垃圾堆里的残食。

　　他们是洪都拉斯的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成千上万街头流浪儿中的一部分，在中美洲的其它国家——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还有更多的流浪儿，他们身体羸弱，活过20岁的机会似乎很渺茫。

　　但短寿不仅仅是生活水准低下，很多时候是因为街头暴力事件和神不知鬼不觉的冷枪。这里平均每个月就有40起这样的谋杀案。

　　这些凶杀案中有10%是凶手从车中开枪所致。这些车被戏称为“死亡号街车”。22岁的黑克托尔靠看管停车场为生，他说至少有35个他认识的年轻人死在了街道上。

　　人权组织和政府都一致认为凶杀的死亡数目可与流行病比高，洪都拉斯的谋杀犯罪率竟为英国的50倍！

　　警察也是凶手！

　　“卡萨·阿利安萨”组织声称大多数的凶杀案跟黑帮有关，但也有些案件据说是警察所为。不少命案是“社会清洗”(警察和义务警员组将流浪儿的被杀当作消灭社会寄生虫)的一种形式。

　　死亡的年轻人也并不都是街头流浪儿或黑帮成员。16岁的安图内斯是一个好学生，还参加了一个舞蹈小组。在2001年7月，他与朋友一起被警察拦住，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孩子们陷入恐慌，四散奔逃。安图内斯的背部连中三枪，枪杀他的警察至今仍未被绳之以法。他的母亲萨拉和姐姐塞西莉亚在谈到没人被逮捕时，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16岁的绍塞达于去年2月被发现死亡，他身上的弹孔排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他曾与警察发生冲突。据他的母亲说，他曾拒绝付给警察一笔保护费，母亲说：“最令人揪心的是他(警察)说过他将射绍塞达15次，孩子的尸体上真有15个弹孔……许多孩子成了受害者。在这儿你永远无法得到公正。”

　　18岁的巴卡去年4月时曾去一个朋友家里，而正在那时警察上了门。巴卡告诉他的母亲他曾被一个警员威胁。第二天，人们在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巴卡的尸体。巴卡的母亲说，“他是被人用一种极端可怕的方式杀害的。他们殴打他、烧他的身体，最后扼死了他，并把尸体扔到山谷里”。这三宗案件至今未决。

　　政府无力形势失控

　　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不一。“卡萨·阿利安萨”组织的哈里斯先生说：“危地马拉政府对此充耳不闻，很明显，他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洪都拉斯的新政府比以往各届政府都更积极的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也在竭尽所能，但是形势却在逐渐失控。”

　　洪都拉斯是一个拥有650万人口的贫穷国家，失业率达28%，文盲率为27%，国家中至少有5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洪都拉斯政府提供的数据，18岁以下儿童死亡案件在5年间有772起。

　　在洪都拉斯民族党总统马杜罗的领导下，洪都拉斯政府在去年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发生命案的数目。这位总统自己的儿子就死于一场未遂的绑架。

　　洪都拉斯的内务部长对凶杀案发生率高做出了一种解释：在美国将境内犯下重罪的洪都拉斯人驱逐出境后，回到国内，致使凶杀案愈演愈烈；洪都拉斯全国只有300名正式警探，在特古西加尔巴100万人口中，只有30名正式警探，警力极端匮乏。

　　安全部长则否认当局对谋杀的宽容态度：“我们已经跟警方说的很清楚，如果他们犯了谋杀罪，他们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处罚。”

　　虽然警察当局有可能参与的凶杀案非常少——已知的有23例，但洪都拉斯的专门委员会还是决定优先处理这些案子。已经有四桩案子得到解决，两个警察分别被判以20年和30年的监禁。

　　在特古西加尔巴的郊区坐落着本市的公墓，公墓的最高处埋葬着那些街头流浪儿。宛如一个小型的战争公墓，只是战士们更年轻一些。在一座坟墓上写着这样的话：“这座坟墓保卫着你的身体和灵魂、保藏着我们的记忆。”

　　那些把自己交付给生活垃圾场的塞尔文、奥斯卡们，他们是否也会在那里划上生命的句号？这就是中美洲许多地方面对的众多黑暗之谜之一。＃(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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