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专栏

　　伊拉克战争前，美国领导人谈起伊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ＷＭＤ）时，可谓信誓旦旦。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用的是“毫无疑问”，副总统切尼则说：“毋庸置疑。”布什更为煽情地对美国民众讲：“为了你们的孩子，我们必须确保不能让这个狂人（萨达姆）拥有可以用核武器，或他已有的生物武器伤害我们的能力。”在要求萨达姆48小时下台的著名最后通牒中，布什告诉全世界：“美国和其他一些政府已收集到的情报表明，伊拉克政权继续拥有并藏匿了一些最致命的武器。”

　　正是“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说，成为美英两国政府说服其民众和议会以及一些盟友支持动武的最有力根据，构成这场“先发制人战争”的理性基础。我对这一说法从未相信过。在为某报纸伊拉克战争号外而准备、但却因故没能见报的评论中，我明确指出了这一借口中的内在矛盾：“美英对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如果萨达姆政权真的如美英指控的那样拥有大量ＷＭＤ，而且萨达姆也像它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毫无责任感、与国际社会为敌的独裁者，那么，对伊拉克的进攻恰好给萨达姆提供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最好借口。而这恰恰是战争的发动者和伊拉克周边可能被伤害的国家最不愿意看到和应该极力避免的。很难想像，如果萨达姆拥有这些武器的话，他会不使用它们？因此，如果萨达姆没有使用这些武器，或者美英打下伊拉克后并没有发现这些武器，世人自然会看清楚，ＷＭＤ云云不过是美英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现在，战争已结束两个月了，伊拉克土地上的美英联军也有16万之众，这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核查设备和技术的美英大兵，居然连ＷＭＤ的影子都没有发现，这多少让人笑掉大牙，也让美国情报机构脸面全无。在战地寻找ＷＭＤ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指挥官康威（Ｊａｍｅｓ　Ｃｏｎｗａｙ）中将公开抱怨道：情报机关给他的有关ＷＭＤ的情报全是“错的，我们逐一检查了从科威特边界到巴格达的每一处弹药库，根本就没有ＷＭＤ”。面对这一尴尬前景，拉姆斯菲尔德声称，萨达姆可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销毁了ＷＭＤ。可是，销毁也会留下销毁的证据，部长大人难以自圆其说。相比之下，还是他的副手沃尔福维茨坦率得多，在媒体的追问下，他干脆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官僚政治的原因，我们就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说白了，由于行政当局的动武需要国会和民意的支持，因此，ＷＭＤ是最后的借口。虽然情急之中沃尔福维茨吐出真言，但布什在6月9日仍然表示，“我绝对确信我们能够找出他们发展化学和生化武器项目的证据。”不过，“发展化学和生化武器项目的证据”和ＷＭＤ证据显然不尽相同，试问哪个有一定实力的国家会没有过这类“武器项目”呢？更何况中东一霸的萨达姆政权。布什留有余地的表述让我想起了克林顿性丑闻一案。当年，克林顿为了向大陪审团证明自己没有撒谎，绞尽脑汁，在“性关系”一词上咬文嚼字，承认自己有“行为”而无“关系”，害得美国家长们不得不红着脸向尚未成熟的孩子解释“行为”和“关系”的关系！针对布什的遮遮掩掩，海内外不少评论家断言，布什这下子可遇到大麻烦了。

　　ＷＭＤ的证据问题将成为他的“伊拉克门”。美国辛迪加专栏专家杰克逊在《纽约时报》著文，称“如果布什承受真相之重，他的耻辱就会步克林顿和尼克松的后尘：克林顿的好色已成为历史的笑谈，而尼克松的录音带则勾画了一个民主的窃贼。布什总统否认和欺骗导致了堕落和死亡”。杰克逊虽然骂得痛快淋漓，但却选择了错误的参照系，将布什的处境比照尼克松的水门和克林顿的“拉链门”有些牵强，最有可比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的“伊朗门”。当时，里根默许手下的情报官员，为了争取被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伊斯兰激进组织扣押的美国人质获释，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并将其中所得秘密转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这一交易违反了美国不得向伊朗出售武器等三项国会法律。此案曝光后，里根一推六二五，最后结果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下台，直接主管自杀。而主管的副手诺斯中校大包大揽，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架势，反倒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就违法乱纪这一点而言，“伊朗门”远远超过了水门和“拉链门”，但是，它却草草收场，没有损害里根的一根毫毛。其原因就在于，一旦涉及外交事务，一般老百姓和舆论都是站在总统一边，以美式爱国主义来体谅总统外交的困难。因此，我可以断言，如果ＷＭＤ问题真的成为布什的“伊拉克门”，那么，最多是情报界成为替罪羊，布什仍然会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推翻一个独裁政权的英雄。这就是美国政治和外交的本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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