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5月份，小泉推进日本经济改革已满两年。日本经济界对小泉改革总体评价是“不及格”。日本国民对小泉支持率也从组阁时80%降至目前40%。从日本各界反应看，小泉内阁也同90年代历届内阁一样，继续推进改革面临严峻考验。

　　造成小泉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的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结构内在深刻的矛盾性。这些矛盾因素相反相左，互相排斥，无法兼顾，使每一届内阁都无法逃脱这个怪圈。这些矛盾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

　　加速处理不良债权与治理通缩、扩大内需的矛盾。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银行向地产大量融资。泡沫经济崩溃后，地产、股市价格大幅缩水，过剩融资转变为日本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股市下跌、通货紧缩、消费低迷等形成恶性循环，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复苏的痼疾。小泉将处理银行不良债权作为切断恶性循环链条突破口，严格自有资本充足率标准，强化银行不良债权督察，对于不能保证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实行公共资本注入。今年5月份，日本政府对经营困难的利索纳银行首次实行了公共资本注入。

　　日本各大银行为保证政府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同时又避免注入公共资本后的国有化，纷纷采取压缩贷款方式，最终导致银行全行业惜贷。日本企业国内融资主要依靠间接金融，惜贷导致日本企业资本存量不足，设备投资逐年下降，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攀升，国民经济预期严重恶化。不处理不良债权将造成日本经济增长隐患，处理不良债权又抑制民间消费需求，导致内需减少，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这是小泉改革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减少财政支出与保持经济增长的矛盾。采用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扩张财政政策，在日本具有深刻的政党政治背景，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政府通过公共支出，改善了日本基础设施，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政党议员通过控制公共支出地域和方向，在各地方形成稳定的政治资源。90年代以来，为唤起景气复苏，历届内阁相继采用扩大政府支出手段，导致政府开支逐年增加。这些政策在局部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使日本经济走上自律性恢复轨道，政府公共支出稍有减少，经济就陷入停顿。这迫使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公共开支，导致财政赤字急剧扩张。

　　为扭转财政不平衡状况，小泉内阁决定自2002财年起，控制国债发行，减少政府赤字。但2001年日本经济严重衰退。在刺激经济增长和健全财政之间，小泉最终被迫选择了经济增长。在这一点上，小泉财政改革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桥本和小渊内阁的起点。压缩公共开支，将抑制经济增长，增加公共开支，又会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这是小泉改革面临的第二道难题。

　　调整产业结构与失业率上升的矛盾。近10几年来，日本产业竞争力有所下降。要摆脱经济困境，必须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这在日本政府和民间具有共识。为推动产业重组，小泉内阁采取了一系列行业减免税收、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在政府支持下，日本钢铁、汽车、家电、银行、保险等行业近年进行了大规模产业重组，并取得经济效果，2002财年上市企业盈利状况明显改观。但这种大规模结构调整是以牺牲国内就业为代价的。2001和2002年，日本失业率持续徘徊在5%以上高位，并多次创战后最高。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障碍，也使小泉改革失去了群众基础。不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就不能振兴日本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又会提高日本失业率，这是小泉改革面临的第三道难题。

　　政府主导与推进市场化的矛盾。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出口经济增长路线，在冷战时期获得很大成功。这种主导模式的基本结构是由政府掌握预算，在政府周边成立公益法人和特殊法人等外围组织，这些组织负责政府支出具体分配和落实。这些政府外围组织属于非营利机构，组织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作为外围组织，也是政府官僚退居二线后的养老之所。日本公益法人和特殊法人最高时达到26000多个，每年享受政府补贴5万亿日元。这种主导模式导致日本经济结构性效率低下，同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又成为经济改革的巨大障碍。日本历届内阁都意识到日本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合经济全球化需要，但庞大的官僚利益团体使改革进展极其缓慢。小泉上台后，积极推动邮政、道路、医疗等公益法人改革，减少财政投入，实行民营化。国民对此表示欢迎，但由此也招致官僚利益集团内部强烈反对。不改变政府管理模式，难以推进市场化，要改变管理模式，改革将触及行政官僚自身利益，并有可能危及小泉政权本身，这是小泉改革面临的第四道难题。

　　从长期条件看，小泉改革所选择的政策手段是对症的，如果今后日本各届政府能将这一思路坚持下去，日本经济复苏有望。 （刘日红）（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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