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野心或称雄心，在刚刚抵达耶路撒冷的第二天，便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从早上起身直到傍晚天黑，我们这一整天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打电话。从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领到的一份名单来看，各部部长与你相差仅有一个发言人的距离，如果量化这个距离，那么差不多是我从酒店房间走到一层前台那么远。
我们本来以为这样的距离简直是对我们应对挑战的能力的怀疑，结果后来发现，尽管
你可以通过各种貌似公平的方式找到各部部长乃至政府总理的发言人。然而事实是，这些发言人一个个都像碎纸机一样，吞噬掉了我们的大部分采访要求。
为了这些该死的碎纸机，我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前台看护打印机和传真机的值班经理打成一片，或者至少貌似打成一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在抵达耶路撒冷的36小时之后便已经认识了楼下所有活动的物体。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实现这个结果也并不非常难：由于过去32个月来逐步升级的因地发打运动，我们所住的这家酒店的生意简直要淡出鸟来，种种迹象都令我们怀疑，整个酒店就住着我们两人。
好在这家酒店是东耶路撒冷区最新的一家，有着非常宽敞的餐厅，同时又坐落在阿拉伯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和犹太人集中的西耶路撒冷的交界线上，因此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有很多人突发性地挤在酒店的大堂里。过去五天来，我们就历经了一次阿拉伯婚礼、一次犹太婚礼、一次犹太成人礼、一次安息日。
在酒店服务的犹太小伙子Shiran介绍说，在从周五傍晚持续到周六傍晚的安息日(Shabaath)，犹太人不开灯、不娱乐、不碰钱、不开party。但有意思的是，在6月20日安息日这天晚上，突然有很多犹太人出现在酒店的大堂和餐厅里。“因为大家没法在家里开party，于是都跑到了酒店里来。”Shiran解释说。
好吧，我总结一下，在周五的晚上，犹太人不可以碰钱、不可以搞聚会，不过却可以把钱给酒店，在酒店开party。好吧，我顾不上这些了，我也要奔赴一个“趴梯”，《明镜》周刊记者Stefan Simons的告别“趴”。我们已经晚了三个小时，因为我们刚刚赶着最后一班检查站从巴勒斯坦的加沙赶回来。(黄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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