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椒博士”堆满冰箱

　　在白宫，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被称作“希拉里族”。我们忙于打理西翼的日常事务，在白宫形成了我们独有的风气。我的工作人员以谨慎、忠诚和彼此融洽引以为豪，而且我们拥有自己的品质。虽然西翼常常是泄密的源头，希拉里族却从不这样。虽然总统的高级顾问纷纷争夺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大办公室，我的高级工作人员却高高兴兴地跟年轻助手们共用办公室。我们的主会议室给孩子们准备了玩具和蜡笔，来过的孩子都知道我们把饼干放在哪儿。

　　当州长夫人和当总统夫人有着天壤之别。突然间，周围的人都费尽心思揣测怎样才能让你高兴。有时这些人对你不太了解或者存在误解。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夸大，你绝对不能轻易表示想要什么东西，否则马上会得到一大箱子。有一次单独出访时，一名年轻的助手问我：“在您的房间里准备点什么饮料？”“嗯，我觉得健怡胡椒博士（Ｄｉｅｔ Ｄｒ Ｐｅｐｐｅｒ）不错”，我说。

　　以后几年，每次我打开饭店套房的冰箱都会看到里面堆满了健怡胡椒博士。有人会在我面前端出冰镇的健怡胡椒博士。我觉得自己就像经典动画片《幻想曲》里面的巫师之徒米老鼠：我关不上胡椒博士这台机器了。

　　这件事本身无伤大雅，但其含义耐人寻味。我不得不承认，许多人千方百计讨我的欢心，他们有时会彻底歪曲我的意思。遇到问题时，我绝不能说“好，查一下吧”就算完事。或许我早该明白这一点，但我没有，直到有一天，我听说白宫旅行事务处财务管理不当和铺张浪费时随口说的一句话酿成严重后果。我对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说，假如真的有这种问题，我希望他“查一下”。

　　“旅行门”——这是媒体的叫法——也许值得闹腾两三个星期，但在党派争斗的政治气候下，它成为后来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千年的调查漩涡的第一个征兆。

　　医疗保障法案失败

　　比尔宣布由我主管医疗保健体系改革小组。渐渐地，我体会到了这项任务的艰巨。在没有发生经济萧条等全面危机的情况下，经济计划和医疗保健计划都会难以通过，同时通过这两项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疗保健改革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不知道人民一次能消化多少变革。

　　我们的目标十分简单：我们的计划要涉及医疗保健体系的方方面面，不能无关痛痒地修修补补。我们希望集思广益，开展气氛融洽的讨论。

　　10月27日白宫提交给国会的《医疗卫生保障法案》共1342页。虽然有关能源或预算等其它问题的议案也都超过1000页，对手们却以议案冗长为由进行刁难。我们提议调整和简化一项重大的社会政策，看起来却无法调整和简化我们自己的议案。这一招奏效了，它使人忽略的是，有了我们的医疗保健法就可以废除现有的几千页相关医疗法案和条例。

　　提交议案四天后，我拿起星期日的《华盛顿邮报》，得知“白水”案卷土重来。我和比尔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我绝没有料到对手们会纠缠不休。

　　对“白水”案的调查花掉了纳税人的7000多万美元，却没有查出我们的任何违法行为。我和比尔主动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每次他们提出新的指控，我们都竭力不错过或疏漏任何内容。然而，指控没完没了，我们意识到自己就好比在一间四面是镜子的房间里捉鬼：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跑，鬼影却在后面冒出来。“白水”案始终显得飘忽不定，因为它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我们发现，医疗保健改革遭到反对以及“白水”事件都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它比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更为严峻。中间派民主党人和日益右倾的共和党人展开了火药味儿越来越浓的思想冲突，而我们正好站在这场冲突的前沿。不久我们便明白了，这场战争没有禁区，而且对方拥有更为精良的政治战工具：金钱、媒体和组织。

　　整个春天和夏天，右翼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不断向全国听众散布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拉什·林博对2000万听众说：“白水跟医疗保健有关。”林博等人极少批评《医疗卫生保障法案》的内容或民主党的其它政策。假如你相信了1994年的广播，就会断定我国总统是共产党人，第一夫人是杀人犯，他们合谋夺走你的枪、强迫你放弃家庭医生（假如你有家庭医生的话）而加入社会主义医疗保健体系。

　　我觉得应当让国人看到总统在斗争，即使输了也无所谓，我们应当在参议院进行一次表决。最后，比较谨慎的方案胜出，医疗保健计划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至今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不作最后拼搏便放弃斗争打击了民主党的士气，致使反对派改写了历史。

　　我和比尔都非常失望。我知道，我对这一失败负有责任，因为我的某些步骤存在失误，也因为我低估了自己作为肩负政治使命的第一夫人会遭到抵制。但我们最重要的错误在于做得太多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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