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事终结已近两月，只是零星地听到有温州商人冒死入伊，前两日才传来中国某国营公司重返伊拉克的消息，三名职员皆被持枪歹徒扫荡，颇为悲壮。中国人凡事都讲个“彩头”，经此一闹，那些本欲雄心勃勃在伊战后重建中施展拳脚的大企业，心里边恐怕都要敲起退堂鼓，三思而后行了。

　　另一方面，战后美英牢牢掌握重建主导权，“冷战思维”使他们对中国公司带有明显偏见，加上伊拉克新政权还未站稳脚跟，政令废弛，中国公司特别是国营公司在伊重建中限制确实也不少。

　　有关统计显示，中伊双边贸易额在1996年前每年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到1996年底，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仅在1997年，中伊双边贸易额就飞跃至上亿美元，2000年达9亿美元，2002年也有5亿多美元。

　　战前，在联合国主持下，不少中国公司与伊拉克签订了相当数量的合同。光是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就签定了价值7亿美元的电站建设项目合同，且在战争爆发前向伊方运送了总价值5000万美元的设备。

　　战争使中国公司的利益受到了巨大影响，如何保证他们在伊拉克的权益已成为横亘在有关部门面前的一个大难题。更为糟糕的是，在目前这种境遇之下，未完成的工程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如果硬着头皮增加投入，会不会旧账未销，再添新愁？

　　问题一大堆，困难也很多，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伊拉克重建“蛋糕”诱惑力实在难挡，中国公司原有的合法权益也不能说放就放。6月初，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在网上建议中国公司暂缓入伊的同时，更是提醒中国公司应该积极谋划，作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应该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使中伊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其实，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存在的商机有时候比太平盛世来得更为猛烈。有些中国商人向来喜欢到充满危险的地方去找机会，南斯拉夫内战正酣之时，就有大批温州、义乌等地的个体老板涌入，确实也有很多人掘到了“第一桶金”，从此发迹。

　　伊拉克非弹丸之地，本来市场就极其庞大，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个美丽的国度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历经多年战火和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在各方面都需要发展。

　　善于发掘商机、无孔不入的浙江商人早就瞄上了这个市场。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一批个体商人就聚集在伊拉克周边囤积货物，为战后以最快速度抢占市场作好准备。目前伊拉克市面上的服装、彩电、小商品和日用品，很多都出自他们的“手笔”。

　　船大掉头难，国营公司相对个体商人而言，灵活性明显不足，这个时候似乎失去了优势，但笔者以为其实不然。

　　美国公司肯定会获得主要的重建项目，我们的大企业很难通过正常的国际招标拿到伊拉克的大工程，但何不放下矜持，从总承包商那里争取分包项目？实际上中国公司在科威特和其他中东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建材类企业、建筑类企业、油田服务类企业在这方面都会大有作为。由于许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有办事处，中国公司可先与这些办事处建立联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对伊的商品输出和承揽分包工程项目。

　　伊拉克奶酪谁都想动，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商家们对伊拉克市场的渴望可能比中国企业更强烈，熟悉伊拉克市场的他们囿于生产能力，很多项目无法开展。如果中国公司觉得直接与伊拉克政府部门或公司打交道风险太大，似乎可以考虑搭这些国家企业的顺风车，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被商家所忽视。战前伊拉克受联合国制裁，中国只能在联合国有关决议范围内发展对伊经贸合作关系。随着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联合国对伊拉克制裁已经解除，这对中伊双方今后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深入分析伊战前后的这些差异，寻找规则允许的新商机，窃以为是中国公司首先要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

　　有的商机我们无法把握，但我们可以积极争取；有的商机已经送到眼前，我们不能白白浪费；有的商机躲藏在未知的角落，我们可以用眼睛去发现。做到了这些，保住现有利益固然仍有困难，拓展新的市场却绝不是痴人说梦。（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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