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裴军

　　7月9日，日本外务省自去年年底着手进行调整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的最终草案在外务省网站上亮相。新版的《ODA大纲》草案将在8月末的内阁会议上得到最终确定。

　　新草案明确提出，在财政状况严峻时，日本政府应积极、灵活地实施ODA援助，强调今后日本推行ODA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其实现“国家利益”。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对于无法将军事作为外交手段的日本政府来说，ODA历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渠道”。小泉首相在今年6月的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中也称：“俗话说‘好心总有好报’。从长远来看，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提供援助，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利益。”

　　新草案在现行1992年版大纲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另外加入了“和平的构筑”、“国民的安全保障”等内容。草案还表明要通过ODA强化同国际社会的合作，共同解决地球变暖、传染病、毒品、国际犯罪等全球性问题。

　　同时，草案把“个人”也定位为受援对象，强调“从个人安全保障的视点来考虑ODA非常重要”，“要针对个人的保护及其能力的强化而进行协作”，从而扩大了ODA一直以来“政府间援助”的概念范围。但大纲同时提到要缩减援助对象，表示将重点支援那些致力于“和平、民主、人权保障”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重点地域则是同日本“有密切关系、对日本的安全和繁荣影响巨大的亚洲地区”。

　　针对日本政界对ODA效率及透明度低下的批判，新大纲强调了要实行“看得见的援助”，并提出加强同非政府组织、大学等民间机构的合作，并通过第三者对政府的援助政策进行评价，从而提高这一项目的效率。

　　在日本政府的ODA援助对象中，中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受援国。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表明，日本将积极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当年底，日本政府确立了以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对华ODA主要分有偿资金、无偿资金合作及技术合作3大部分，已形成在资金构成上以日元贷款为主、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在援建项目上以经济基础设施为主、民生项目为辅，在数额决定上以“多年度一揽子决定方式”为主、其他小数额灵活决定方式为辅的实施体制。

　　从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为2.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00多亿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急切需求，对提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中国出现非典疫情的时候，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7.05亿日元的无偿官方援助，有力支援了中国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对华ODA援助问题上，日本政界一些人士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2001年8月，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山崎拓在结束对东南亚的访问后表示：“由于中国的国防费用在13年里增长了10％，日本对中国的ODA有重新审视的必要。特别是鉴于金额较大，需要充分讨论今后的态度。”在去年沈阳领馆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要求重新调整对华援助，削减援助金额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也是日本外务省于去年年底针对ODA大纲进行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1年度，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总额削减了24.7％，2002年度这一数额较上年度再减少24.9％，两年中共减少了43.5％。不可否认，日本削减对华贷款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和财政状况上的困难，但是，中国“军费增长过快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威胁”等理论的甚嚣尘上，也是其不可否认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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