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美国《布鲁金斯领导人论坛》6月17日一期刊登了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的文章，分析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五大失误。

　　文章说，在过去两年中，我们遭受了有史以来外国对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袭击并从这次袭击中挺了过来；我们打赢了两场战争并且正在对和平进行试验；我们拉近了与一些传统敌人的距离并变得与我们的一些长期盟国疏远了；我们看到了美国力量的令人振奋的使用，同时也看到了美国威望的令人胆寒的下降。看一看美国今天所处的地位，我对我们将向何处去和如何前进感到有五方面的担心：

　　首先，我们并没有充分使用我们的力量———我们道义上的权威以及我们的军事实力。我们从宣布一个“美洲世纪”到忽视我们自己的后院———削弱了曾经为了与美国的关系而不惜损害自己威望的墨西哥总统，在委内瑞拉几乎从民主退却时见风使舵，在阿根廷遇到麻烦时对老朋友大加训斥。

　　尽管我们坚持要求世界接受我们优先考虑的重点，但是我们退出了解决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京都议定书》到一项更加严格的《生物武器公约》———的重要努力。

　　其次，我们缩小了我们持久的联盟。在9·11袭击之后，北约有史以来头一次求助于《北大西洋公约》第Ⅴ条宣布，对北约一个成员国的袭击就是对其所有成员国的袭击。但是我们在阿富汗不是接受北约的帮助，而是拒绝了它的帮助。这也许有助于提高效率，但是它影响了国际团结。我们允许使用好战言论，这在我们与韩国的联盟中制造了严重的紧张关系。结果，今天有许多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朝鲜的核计划不是对韩国的威胁，而是北方对美国威胁做出的反应。

　　第三，先发制人的打击理论更有可能鼓励武器扩散而不是阻止扩散。以恫吓别国不敢继续研制核武器为名，我们实际上可能正在促使它们加速实施其核计划。它们可能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萨达姆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足够迅速地获得核武器。当美国使“第一次打击”理论确实有效时，它就给了从南亚到中东的国家一个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来对付它们自己敌人的借口。

　　第四，尽管我们把制止扩散作为重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过于狭窄。扩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挑战。然而美国却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一个国家———伊拉克，并且使用了一个钝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

　　最后，我们未能使我们的目标与我们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资财相适应。在阿富汗，把美国的安全驻军限于喀布尔的决定是阿富汗转向军阀主义和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在伊拉克，如果我们按人均计算在那里驻有我们一开始在科索沃驻扎的那么多军队————在科索沃没有维和人员被杀害，我们今天就要在那里驻扎50万军队。但是我们忽视了我们在过去10年中五次维持和平的经验和教训。（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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