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锄奸特派员伊万诺夫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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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题：风卷残云锄敌奸(记者欣施泰因)

　　今年4月，是苏联时期最神秘的特工组织——国防人民委员部锄奸总局——成立60周年。锄奸总局的名字是斯大林亲自定的，其任务是反谍、敌后侦察、挖出军事和民事人员中的奸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锄奸总局于1946年5月撤销，其职能归克格勃。

　　对这个组织，有人认为功勋卓著，有人斥之为恐怖机关。退伍少将列昂尼德·伊万诺夫自有切身体验，因为他作为锄奸总局特派员，曾在前线执行使命。

　　以下是他的回忆。

　　救命的铁锈

　　我被派到前线任营锄奸特派员时，该营三位前任都战死沙场。当时，特派员跟政委一样，要带领战士冲锋，一旦指挥员阵亡，还要接过指挥权，牺牲的几率非常高。我到任时，阵地被德国鬼子包围，红军伤亡惨重。

　　有人自杀，以免当俘虏，有人扔掉党证，准备当逃兵。我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都准备举枪自尽了。这时，一个水兵喊道：“弟兄们，揍法西斯坏蛋！”就跟在故事中说的那样，战士们唱起了《国际歌》，挣扎着投入战斗，竟然把德国兵逼退了五六公里！

　　战后，我在克格勃总部工作时有机会接触到特别档案，这才知道，锄奸总局在战时共挖出间谍3万名、颠覆者3500名、恐怖分子6000名。

　　法西斯德国的军事情报和反谍局是我们的强劲对手，但刚开始时，他们的行动相当笨拙。他们仗着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未经认真培训就广派特工，但很快就吃了苦头。于是他们成立了情报学校，精心选派间谍。

　　锄奸总局迅速作出对策，向敌后投放特工，打入德国情报学校。我们的特工在搜集了足够的情报后潜回国，协助锄奸总局揭露打入我方的敌特。

　　为了保密，我们定期改变各种证件上的暗记，德国人老是跟不上。德国人尽管细致严谨，但每每会出纰漏。例如，他们成批伪造苏联的红星勋章，供他们的特工用作伪装。但是，真品红星勋章上的红军战士穿的是靴子。而在德国造的赝品上，红军战士打了绑腿。又如我们用铁钉装订军人证，而德国伪造的军人证用不锈钢钉。只要看到军人证上没有铁锈，就可以断定，持证者肯定是冒牌货。

　　记得在雅西—基希尼奥夫战役前夕，有牧人告诉我们，有人跳伞到靠近前线的地方。

　　我们赶紧搜索，一个割草的农民报告，发现三个可疑士兵，因为他们给他纸烟，而这在当时是稀罕物，其中一人背包上用铅笔写着“23”字样。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在194预备团发现了头一个间谍，接过他的军人证一看，没有铁锈，他只好供出两名同伙。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桥梁，阻断我军攻势。

　　一顿饭的功劳

　　进攻基希尼奥夫前夕，我敌后情报员报告，第49步兵师混进了德国军事情报和反谍局间谍。我们知道他的姓，还了解到战前他曾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当过厨师。我给该师锄奸特派员发去密电，但得到的答复是查无此人。我只好亲自出马。

　　到前沿阵地后，我要来了全体官兵花名册，连阵亡、受伤和出差的人都不漏过。细细审查了三天，还是没有发现要找的人，无可奈何，只好准备回去了。

　　师锄奸特派员瓦西里耶夫中校吩咐给我备饭。咦，怪事，这饭怎么做得那么香？中校得意地说：“我的锄奸排里有个职业厨师！”我马上就想到，对了，师锄奸排名册没有审查！

　　拿到名册一看，没错，果然是他！可是，从前沿阵地把敌特押解到后方太冒险了。为了麻痹此人，我灵机一动，把他请来，亲热地对他说：“集团军司令有胃病，要吃软食，您能否到我们那里工作一阵子？”

　　他当然同意了。一到集团军锄奸局，他很快就招了。原来，此人已经把有关进攻的情报搜集齐，正打算在盗窃作战地图后回到德军邀功请赏。

　　宽恕逃兵

　　我从战争的头一天，一直打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最艰苦的是第一年，现在我可以说实话，当时红军士气低落，在有的前线部队里，甚至有人杀了指挥员，整排整连地投敌，在清一色同乡组成的排和连里这种倾向尤其严重。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把同乡编在不同连队。

　　有人想当逃兵，绞尽脑汁自残肢体。有个战士在冲锋前对班长说：“你要是现在不把我的手打穿，待会儿我就投敌！”班长只好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特派员要逐日向指挥部报告，哪些人不可靠，士气如何。我们需要所在部队有人提供密报，我从未遇到过不配合的军人。

　　特派员有权在非常情况下枪毙逃兵，不过我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相反，还宽恕过不坚定者。那是1942年5月，在克里米亚海边，我和另外三名特派员组织伤员撤退。当时只有一个渡口和几条渔船，几千名军人乱成一团，海面上漂满了阵亡军人尸体。这时有四个高加索兵抬着一副担架从伤员中挤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让一让，我们师长长受伤了！”

　　我觉得不对劲，让他们解开担架上的上校的绷带。果然，没有任何伤口！周围的伤员愤怒了：“毙了他！”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断定，要是我放过上校，准会被他们活剥了。我掏出手枪……当时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睡，胡子拉碴，形象可怖，死死地盯住上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上校的黑发眼看着就变白了……我实在不忍心，决定饶恕他，就悄悄地对他说：“一会儿我故意打偏，你倒到水里装死……看你的运气了……”

　　5月21日，当地被德军占领，数十万苏联军人被俘……

　　1944年12月，我军准备对华沙—柏林发动强大攻势。第五突击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给我下达的命令是杜绝通敌行为，我完成了，为此获得了红旗勋章。

　　战争结束时，我在柏林，是第五突击集团军锄奸局局长，少校军衔。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任务是搜寻首要战犯希特勒、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等。正是我的部下兹宾少校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发现了戈培尔的尸体。但倒霉的是，兹宾开的“欧宝”小汽车装不下戈培尔的尸体。正当他四处寻找合适的车时，“竞争对手”——第三突击集团军锄奸局长米罗什尼琴科出现了，问兹宾找到了什么。兹宾犯了傻，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他就叫部下把“战利品”——戈培尔的尸体搬走。

　　希特勒的尸体也是我的部下找到的。可是，我们又给“竟争对手”骗了，他们趁我们不注意，翻过围墙把尸体偷走了。

　　1945年5月，我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带领一个行动小组。保证法西斯德国投降书签字仪式的安全。

　　当时，柏林城里的大火尚未扑灭，枪声依然不断。

　　我们一定要保障德方代表——陆军元帅凯特尔的生命安全。5月8日清晨，他乘飞机降落机场，从机场到签字地——某所学校，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

　　我负责保卫那所学校。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走进学校礼堂后，相互注视了片刻。原来，签字大厅里铺的地毯是从希特勒办公室搬来的，他们认出来了。

　　签字仪式结束后，德国人被带到旁边的一座小楼。

　　我们琢磨了半天，给他们吃什么好。只好去问朱可夫。

　　元帅下令“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这帮恶棍！”(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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