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有一本研究日本的经典之作《菊与刀》，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让人们当做理解日本的重要指南。该书的主要论点之一，乃是将“羞耻感”和“罪恶感”作了详细的区分和论证，认为日本有着极高的“羞耻感”，但却没有“罪恶感”。

　　由于“羞耻心”，遂使得日本国民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并塑造出独特的以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

　　但它的反面，则是日本对不如己者盛气凌人地野蛮残害，将他人视为非人，并不以此为罪恶。这种“罪恶感”的丧失，造成了它对二战暴行认识的合理化。它认为，诸如南京大屠杀等都是战争行为，只不过是日本战败而已，因而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在它没有“罪恶感”的世界观里，一切都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没有借着“罪恶感”而将心灵与文化提升的超越性价值存在。

　　因此，战后的德日两国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德国的宗教神学界、文艺界和政界，都对二战的纳粹暴行以及当时德国人的沉默作出了深刻的痛思，多数德国人甚至认为对罪恶保持缄默即是共犯。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反思，德国的人文力量一直在发展，对20世纪带来许多正面的影响。德国当然还有“新纳粹”，但已是极其稀少的边缘族群了。

　　反观日本，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原本要解构它的整个旧结构和旧体制，但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止。于是，旧结构、旧体制、旧思维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能否认在“羞耻感”驱动下，日本在经济和生活素质上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但日本未像德国那样在经过“罪恶感”的洗礼后焕发出新格局，使得它尽管经济实力排名全球第二，但在政治发言和受到尊敬的程度上，却只有一个劣等国家的水准。探其原因，即在于日本没有洗涤自己，它的过去因而如影随形地长期跟在它身后。

　　世人普遍困惑难解的，乃是日本对别人加之于它的伤害，如广岛核爆，念兹在兹，国际每有反核活动，日本国民及僧侣即大举前往；但它对自己伤害别人的，如南京大屠杀、如细菌武器试验、如在东南亚的暴行，居然能缄默无声，这是何等奇怪的双重标准！

　　也正因此，对这样一个令人困惑而又难以自在的邻居，东亚各国都难免有着独特的爱憎情结，其中以受日本荼毒蹂躏最深的中国人尤然。

　　日本以“羞耻感”为基础而造就优越性，受到大家的肯定，但日本缺乏“罪恶感”的那种黑暗心灵，则让人厌憎与恐惧。中日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底，若日本果能洗涤自己的心灵，对中国及其他东亚人民以更公道的态度来相处，这对亚洲将是何等功德。

　　设若日本不能经由历史“罪恶感”的觉悟，反省二战暴行，自我清洗，并在符号层次（如靖国神社）、历史书写层次（如教科书）、价值层次（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司法诉讼）等方面作出本质上的改变，则昔日战争罪恶的阴影将永远附着在日本身上，也令东亚人民难以挥别对日本的怨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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