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岛国菲律宾，演员和总统是人们恒久不灭的梦想，而同时圆了这个梦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何塞·埃斯特拉达。无奈好景不长，2001年初，这位执政仅31个月的明星政治家却因贪污丑闻而被迫离开马拉卡南宫。当年4月下旬，最高法院以侵吞国家财产等不可保释、最高可判死刑的罪名逮捕了他。埃斯特拉达从此开始阶下囚的生涯。斗转星移，一晃就是两年。今年6月初，埃斯特拉达忽然提出要求弹劾高法8名法官。舆论认为，这标志着埃斯特拉达开始了积蓄已久的新一轮攻势。我突然萌发了访问埃斯特拉达的想法，通过一位华人朋友穿针引线，终于如愿以偿。

　　混水摸鱼

　　朋友说，当局不许埃斯特拉达随意接见记者，但可以朋友身份前去探视(不得带手机、照相机和录音机)。为了达成采访目的，我经过一番周密安排，随朋友驱车上路了。路上朋友不停向我介绍“背景知识”。从“一国之君”到囚徒的遭遇令埃斯特拉达食欲大减，家人和朋友探视都会捎一些合他口味的饭菜。这位朋友也从当地档次最高的中式海鲜酒家外带了一些美食。他说埃斯特拉达喜欢中餐，且对螃蟹情有独钟。汽车驶进了老兵纪念医院，院内分布着几个高尔夫球场，朋友说这儿打高尔夫最便宜，可惜爱好高尔夫的埃斯特拉达却没这个福份。汽车驶进了一条冷僻的小路，又转了两个弯，才在一处空地上停下。不远处有一幢结构松散、年代久远的两层小楼。要不是前面拦着一道铁丝网，门口岗楼里有两名身着警服的看守，任何人经过也不会停下脚步的。

　　下了车，来到铁丝网的入口处，朋友替我在访客登记簿上填上了我的英文名，并用当地语和警察搭讪了几句，然后一挥手，我们鱼贯而入。行不多远，来到了两层小楼的入口处，这里的守卫明显要森严许多。朋友在访客登记簿上照例将我的英文名又写了一遍，不同的是这次要来访者的亲笔签名。我签下自己的大名时，发现朋友已经在“来访目的”一栏内填上了“礼节性拜访”。

　　当班警察异常仔细地查看了我随身的包件，确认里面没有可疑物品和违禁物品，然后摆手示意放行。朋友所带的食品也不能例外。他们当然不是怀疑食品有毒，而是担心里面藏有武器、通信器材等。一道机场里才用到的安检门却没发出警报声，想必如朋友所说，它已静悄悄地罢工了。心下正在得意，门边的一名女警突然拦住了我，指着我的腰间问有没有携带手机。虽然我有意穿了一件特别宽大的T恤衫，并将下摆放在长裤外面，但腰间隆起的手机轮廓仍然没有逃脱那女警察的眼睛。其实，手机对我这次采访并无太大用处，我索性很爽快地撩起下摆，将手机从腰间取下，交给了她，然后毫不迟疑地向室内走去。没走几步，女警察又叫住了我，我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被她看出了破绽？她从我身后绕到面前，将一个号码牌递了过来，并告诉我离去之前别忘了取回手机。我暗自出了一口长气。

　　来到门厅，里面还有3名警察正坐在厅内的椅子上闲谈。一见我们，他们同时站了起来。不知是否因为自己心里有鬼，我总觉得他们的双眼好像带着刺，盯得我好不自在。朋友又用当地语把我向他们“介绍”了一遍。那3个哥们儿立即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让出了身后的椅子，叫我们稍坐一会儿，因为埃斯特拉达正在会客。我虽然落了座，但心里还是有些扑腾扑腾的。

　　再见老埃

　　没过一会儿，客厅的门开了一条小缝，里面的人探出了半个脑袋，跟我的朋友耳语了几句，朋友点头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随即起身，紧走几步“逃”进了客厅。出乎我意料的是埃斯特拉达并不在客厅里，比较暗淡的灯光下，只有埃斯特拉达的大女儿正在和两个当地人聊天。莫非这就是老埃刚刚会见的客人？！埃斯特拉达那位已步入中年的女秘书正忙着小声对两名女佣吩咐些什么。还一名男护士紧贴着墙肃立，双手相搭放在身前，看起来倒像是教堂里的执事。

　　客厅里放着至少5张乳白色的胶木圆桌，每张桌子旁边都围着一圈同样质地的椅子，其数量显然超过了任何私人会客所需。客厅的另一边还有两张陈旧的长条桌，其中一张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正在工作的笔记本电脑，外型看起来还蛮“主流”。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技术含量与周围的陈设更加格格不入的物品——袖珍型电子投影仪。这些几乎属于不同时代的物品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相聚，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与许多豪华民居一样，会客厅当然少不了供奉制作精细、中等大小的圣母玛丽亚像。怀抱圣婴耶稣的玛丽亚依然带着亘古不变的笑容俯视着客厅内进进出出的非常子民们。

　　我向朋友询问了洗手间的方位(他是这里的常客)，然后径直走了过去。洗手间门口的一个小拐角放着一台大约1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正放映着一部英语科幻片。但从画面质量来看，似乎不是有线电视。洗手间很小，只有一个抽水马桶、一个用塑料帘隔出来的浴室和一个简单的洗脸池。我不敢久留，连忙将藏在裤腿内侧袖珍相机取出。我再次拉开卫生间门的时候，埃斯特拉达已经出现在客厅内，背对着我正在和我的朋友交谈。与一年多以前我在反贪法庭第一次看见埃斯特拉达受审时相比，他的确瘦了不少。那时他身着宽大的乳白色巴隆服(一种高级麻料绣花衬衫，菲律宾正式场合的男士标准着装)，而今天他却穿着一件贴身的暗色T恤衫，客厅昏暗的灯光下，他背影轮廓的一部分似乎融入了背景中，越发显得瘦小。我紧走几步，绕到了埃斯特拉达侧面说道：“总统先生下午好！”他应声扭过头来，用低沉的嗓音回应了一句。刚刚度过了65岁生日的他看起来神情凝重，异常乏力，眼部的皱纹特别明显。上唇有一抹略带参差的胡须，只是嘴角上还留着几分昔日的自信。

　　他伸出宽大有力的手与我相握，我注意到他右手腕上仍然戴着一个白色的护腕，上面绣着总统徽章。这护腕自他离开总统府之后就一直跟随着他，现在已略有些脱线了。他抬手示意我落座。我选择坐在长条桌的顶头，而他则在我右侧坐了下来，礼貌地笑了笑。我问道：“可以开始了吗？”他点了点头，反问道：“你的录音机呢？”这时我才意识到，采访机还藏在袜筒里。

　　老埃近况

　　“您在医院里的生活怎样？喜欢这里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埃斯特拉达用眼睛扫了一下录音机，确认录音红色指示灯已经亮起，然后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从总统到阶下囚的剧变是难以想像的，这样的日子令我感到压抑之极。这不仅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更严重伤害了我的人民。当然，这是一起阴谋。”“在医院里的生活给了您大量的闲暇时间，您也可以干许多以前想干而没有时间干的事情。那么，哪些是最令您高兴的事呢？”记者问道。埃斯特拉达轻叹了一口气说：“一个人怎能喜欢囚徒的生活？不过，这对我来说并非毫无益处，这里的生活令我与上帝走得更近。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祷告，这是我以前做不到的。我现在可以看电视，读书，还能够进行体育锻炼。在这里，最主要的消息渠道是电视。我看许多外国新闻频道，当然也有中国新闻。”谈话间，我发现埃斯特拉达左眼的黑眼珠下有一个绿豆粒大小的白斑，顺势问道：“您去年接受了白内障手术，现在您的眼角膜上还有一个伤疤。您觉得手术怎样？是否还打算接受其他手术治疗？”埃斯特拉达指了指左眼说：“我现在已经好了许多，只是两条腿的膝盖仍然不灵便。你知道，我想到美国做手术，但未获批准。好在它们(膝盖)现在还能动，虽然或多或少影响我的日常起居。”

　　去年埃斯特拉达被允许到马尼拉近郊的一个有“神奇效力”的温泉去洗了一次澡，据称是作为某种精神疗法的第三疗程，也是最后一个疗程。治疗中，一名有“神力”的著名修女边祷告，边用受到上帝保佑的温泉水如醍醐灌顶般从他头顶浇下去。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沿路护送，还动用了直升机在空中监控。据报道，往返的交通和保安费用总计竟高达100万比索(约52比索合1美元)。埃斯特拉达回到医院后称，精神疗法的效果好极了。

　　壮志未酬

　　“在过去您的许多事情中，哪些是您最感到自豪的？”我逐步地将采访切入正题。他略作思索，继续用缓慢的语调回答：“作为一个总统，我成功地在大马尼拉地区(即首都区)恢复了和平与秩序，并成功地扑灭了南部的分离主义武装叛乱，给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菲国内最大的反政府武装)以沉重的打击。”他继续说道：“在经济方面，我成功地提高了农业的增长。上任前，菲律宾的农业一直是负增长，而我就任1年之后，农业增长率就已经达到了4.2%。在我访华期间，我曾经与你们的农业官员交谈，希望借鉴经验。我还派我的农业部长到中国去研究你们是如何提高水稻产量的。”“在您31个月的总统任期内，的确做了许多令您本人自豪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您没有时间去做并因此感到遗憾的？”我趁机给埃斯特拉达小泼了一瓢凉水，猜想这个问题足够他考虑一袋烟的时间。没料到埃斯特拉达不假思索地答到：“最令我遗憾的是一些大企业主阴谋推翻我，而我的总参谋长雷耶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卖了我。我是全民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民心所向，也是三军总司令。作为参谋长，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向武装部队总司令效忠，保护总司令，也就是我的安全。总参谋长的行径可以说是一种背叛。”

　　我紧接着提出了一个所有政治家都不愿直面的问题：“那么在您的个人生活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打算？”素以坦率著称的埃斯特拉达沉吟半晌，然后用带着几分干涩的声音说：“我的子女都已成年，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话到这里嘎然而止。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忽然又将身体向前一探，压低了声音说：“政治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前不久刚刚提出弹劾最高法院法官的控诉。我相信这个案子会继续下去，因为人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最高法院不能还我一个公正，我一定要将我的案子交给人民。”虽然菲总统名位之争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定论，但在菲国内，这只是一个开始。被迫离开马拉卡南宫的埃斯特拉达没有一天放弃过重新夺回总统宝座的努力。此后不久，埃斯特拉达的阵营就提出了对高法法官的质疑，但终究还是被媒体的一片谴责之声淹没了。这种质疑也像埃斯特拉达的官司一样被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6月初，埃斯特拉达向菲众议院提出要求弹劾最高法院8名法官的起诉，理由是他们司法不公，审判中表现出严重的个人政治倾向，背弃了公众的信任。访谈中，他表示对弹劾取胜充满信心，但结果究竟如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艺术与政治

　　我的采访时间快用完了。于是，我将话锋一转：“如果您再有一次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您会继续当演员，还是竞选总统？”埃斯特拉达听了不禁失笑：“我现在已经太老了，恐怕不能再重返银幕。”埃斯特拉达若有所思，不无喟叹地说：“我已经离开电影圈15年了，现在恐怕已经演不了什么角色了。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要演戏，就一定要当主角。我可不愿意现在又拾起老本行，扮演什么爷爷辈的配角。”语罢，包括女佣、男护士在内的现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既然谈到了电影，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科幻片的场景：假设有一架时间机器把您带回到了从前，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让您再选择一次的话，会怎样？”我的问题又引起了一阵笑声。埃斯特拉达眯起眼睛轻轻点点头，说道：“我的意愿是为大众服务，特别是贫苦大众。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是竞选总统。一个演员固然可以将自己的艺术奉献给穷人，但总统的作用肯定会更大一些。”在菲律宾，演员的影响力可以高过总统，但当总统仍是每个演员，特别是男演员的毕生梦想。埃斯特拉达也不能例外。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继续问道：“有人说您当时选择演艺事业只是为了谋生挣钱，后来您的确挣了许多钱。他们说其实您并不喜欢表演艺术。您自己怎么看？”埃斯特拉达的反应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从几分自我陶醉中一下子跳了出来，神情瞬间变得严肃，两道立眉立得更直了。“我演了30年的电影，的确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但如果我不喜欢电影，不喜欢艺术，怎能受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况且我还赢得了5次最佳男演员，并因此声名鹊起，这又怎么解释呢？编造这种谣言的人一定是疯了。”这是40多分钟的访谈中我从他口中听到的最严厉里的字眼。看来，那名在报纸上胡说的记者不禁侮辱了埃斯特拉达的艺术，也侮辱了读者的智商。“来到这所医院后，您和阿罗约见了几次面？”我问道。“3次。”埃斯特拉达回答得简洁干脆。我又问：“据报道，有一次您让阿罗约吃了闭门羹？”埃斯特拉达又有些生气，答到：“这恐怕又是媒体的编造，是某些人宣传攻势的组成部分。3次我都见了她。”“我见到报纸上登的照片，是您和阿罗约握手的情形。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吗？”“绝不是。在场的记者要求给一个拍照的机会。阿罗约将手伸了过来，我怎能拒绝握一位女士伸过来的手呢？我是一位绅士呀！”语罢，众人再次大笑。

　　朋友及其他

　　我问：“您认为您现在还有朋友吗？我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我相信自己仍然有很多朋友，虽然他们目前都被迫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待机会。”埃斯特拉达回答道。“现在有些迹象表明您2004年还会再次参加总统竞选，是这样吗？”“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的。”结束了采访，我收起相机和采访机，起身与埃斯特拉达握手道别，他竟用汉语普通话说了声“谢谢”。所谓礼尚往来，我也用当地语向他表示谢意。我们相视一笑，挥手而别。我和朋友一道若无其事地离开客厅，走出了小楼。想必埃斯特拉达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朋友送去的中式美食了。编辑/林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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