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 吕岩松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俄罗斯工作。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国际长途价格昂贵，因此信件成了驻外记者与家人联系的惟一方式。那时苏联还没解体，克格勃对信件的检查很严格，不少信被审查后就不知下落了。好在中国外交部很帮忙，家里人每次都把信寄到外交部，然后通过信使带到莫斯科。信上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莫斯科很乱，多注意安全！

　　10年前的俄罗斯难得有条好消息

　　莫斯科当时确实很乱。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陷入危机。当时电视新闻几乎全是令人不安的坏消息。记得有一次是位中年妇女播报新闻，结束前她说道：“又是一堆坏消息，现在总算有条好消息，尤其对我的女儿来说，因为莫斯科流行感冒，学校开学时间推迟一周。”人们生活再艰难也忘不了幽默。

　　当时让我对“不安全”有切身感受的有两件事。一是记者站那辆新“奔驰”的车窗被砸碎了。作案人想偷的不是汽车，而是车里的收录机。这种事在当时很普遍，我见过好几辆汽车的玻璃上贴着一张纸，上面赫然写着：收录机已被偷走，请不要再砸碎玻璃。当然，不是说当时莫斯科没人偷汽车，只不过偷收录机的比偷整个汽车的更多罢了。第二件事是夜间乘火车去圣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出差。同包厢的乘客是位音乐评论家，熄灯睡觉前他不仅锁上了门，还拿出一个特地从家里带来的铁棍子插到了门把手上。“小偷都有包厢钥匙，只把门锁上没意义，还是这个棍子更管事”。不知是因为火车上噪音太大还是评论家的话起了作用，我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现在的莫斯科治安状况良好，治安措施更严

　　去年夏天，我第二次到莫斯科常驻，莫斯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家政治经济走上正轨，城市也朝精致的方向发展。记者站旁边的森林有专人经管，居民区里的草坪和花坛也越来越漂亮。莫斯科的治安状况同我第一次常驻时比显然也有了很大改善，停车场上“奔驰”、“宝马”等名牌汽车比比皆是，很少见到有谁给方向盘上锁。有时深夜开车回家，在街上还可以看到独自行走的女孩子。

　　我发现，虽然一般性的犯罪减少了，但是莫斯科的治安防范措施更加严了。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要去俄罗斯新闻社办事。进入俄新社办公楼，要通过有两名警察守卫的门岗，来访者不仅要填写表格、办理通行证，还必须打电话叫接待部门派人下楼接客。谈完事情后，接待人员会坚持送客人下楼，因为没有他们陪着，警察不会放陌生人出门。在莫斯科，出入手续如此复杂的机构并非俄新社一家，记者到过的其他新闻单位和研究所也大多如此。因工作关系，记者曾在毗邻红场的俄罗斯饭店住过几日。每当有朋友来访，只能站在嘈杂的大厅交谈。饭店每层楼都有警察站岗，没有入住卡的人一律不得进入房间。强化安全措施所带来的不便显而易见，不过莫斯科人对此并没有什么抱怨。

　　尽管发生了一些恐怖事件，但俄罗斯人并不悲观

　　车臣非法武装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自杀性爆炸等极端手段进行恐怖活动，这不仅在市民中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而且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前不久，市区西北部一辆无轨电车上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书包，司机让所有乘客下车，并把车开到了较为僻静的街道。联邦安全总局的专家赶到现场，断定这只是个被人遗忘的普通书包，里面没有任何爆炸物。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不难想象司机和乘客受到了多大的刺激。

　　不过同俄罗斯朋友交谈时，他们很少表现出悲观情绪。当地一位同行分析说：“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联邦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车臣，但是那些匪徒还是不让我们过得安生。现在他们在战场上失败了，就开始在大城市搞恐怖活动，我们除了咬着牙挺下去没有退路。”

　　令人惊叹的是，当数百名观众还被车臣恐怖分子作为人质扣押在剧院时，已有不少观众走进其它剧院。就在露天音乐会遭自杀性爆炸袭击的第二天，又有成千上万人走进体育场参加啤酒节狂欢。“莫斯科人永远也不会向恐怖分子低头”。透过市长卢日科夫的这句话，人们也许会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有一些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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