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8月3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江毅 田刚 杨三军）

　　2003年7月11日22时30分，一场特大泥石流袭击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水卡子村，正在当地一个休闲山庄载歌载舞的51人瞬间被吞没……

　　在灾害发生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记者两度深入丹巴灾区采访调查后发现，“7·11”灾害发生之前，省、州、县的有关预警是准确、及时的，其间有90分钟时间可以用来规避灾难。然而，这场与死神赛跑的生死接力赛，到了最后一棒却出了问题。

　　与死神赛跑的时刻表

　　7月11日晚，成都新旅程旅行公司组织的一队游客来到巴底乡水卡子村“美人谷”休闲山庄，老板彭仕达应游客要求邀集附近约60名村民举行歌舞晚会。然而，陶醉在歌舞中的人们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降临，同时，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接力赛就此拉开了。

　　——19时左右，巴底乡政府接到省州有关部门传给丹巴县的一份特急通知，上面写道：“7月11日20时至7月12日20时将有一次中雨至大雨的降雨天气过程，丹巴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要全力做好临灾预警工作。”接到通知后，巴底乡立即派出乡干部分别到各村进行通知及汛期预警安全检查。

　　——21时左右，乡干部学佳纳尔布来到水卡子村，奇怪地发现沟口旁的休闲山庄有很多人在唱歌跳舞（乡上有规定：防汛期间不得在危险地段举行大的群众聚会），他立即找到山庄老板彭仕达（彭是水卡子村的水情监测人），告知当晚雨情，要求马上疏散群众，彭仕达满口答应。当时有6个人离开了休闲山庄。

　　——21时40分左右，学佳纳尔布离开山庄，去通知其他村民。

　　——22时左右，天降大雨，随后全村停电，联欢人群从院坝转到山庄二楼，点上蜡烛继续唱歌跳舞。

　　——22时30分左右，泥石流灾难发生，现场仅有在一楼的4人侥幸逃脱，二楼的51人罹难或失踪。

　　据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汛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分队介绍，“7·11”特大泥石流灾难是自然作用形成的不可抗拒的特大自然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的特点：发生泥石流的大金河支沟几十年未发生过洪水及泥石流，并且泥石流堆积区一直未见有致灾的迹象，因此，这道沟未列入当地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点；泥石流的物源区到堆积区的高差巨大，达3000米，泥石流运动速度极快，具有很强的突然性和巨大冲击力、破坏力。

　　“健全”的基层预警制度形同虚设

　　据丹巴县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7·11”灾害发生之前，由于连续的集中降雨，今年县内曾发生了“6·26”和“7·01”两次特大泥石流，而且与“7·11”一样，均发生在植被相对较好、半个世纪以上没有发生泥石流的地域。因为预警及时，成功疏散、转移了600余名学生和群众，两次灾害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7·11”灾害却造成51人死亡或失踪。

　　记者问学佳纳尔布：“为什么当晚从你来到山庄至离开山庄这40分钟时间内，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疏散群众？”他说：“我想彭仕达也是监测人，应该有这个意识，而且他也答应马上疏散群众，我当时也亲眼看见有村民开始离开山庄。由于附近还住着31户村民，我就挨家挨户去提醒他们。”

　　在学佳纳尔布离开山庄后到泥石流袭击山庄时这50分钟时间里，彭仕达有没有通知联欢的人们撤离，最终人们为什么没有及时撤离？因为彭仕达连同他的几个亲属也在遇难者之列，因此，我们已无法了解到当时更多的详细情况。

　　记者在乡政府看到一份《巴底乡地质灾害监测点岗位责任书》，其中规定：被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村为单位，村主要领导为监测责任人，建立岗位责任制。按照规定，水卡子村党支部副书记石玉富（这个村没有正支书）、村委会主任朗多尔吉都是水卡子村的监测责任人。巴底乡党委书记周良云告诉记者，乡上规定，在防汛期间，各村主要干部离开村子一天以上必须向乡党委请假。但是，灾情发生的当天，水卡子村主任朗多尔吉到外地打工，没有跟乡上请假；村党支部副书记石玉富送妻子到县城看病，跟乡上打招呼说当天回来，但是他妻子被医院要求住院输液，当天也没有回来。

　　记者还了解到，巴底乡各村除了由主要领导担任监测责任人外，村内各个监测点都会指定监测人，但是这种指定大多数只是口头上的，并没有明文规定具体的责任制度。老板彭仕达就是被口头指定的水卡子村的监测人，但是，他不仅没起到监测预警义务，反而在没有得到县上有关部门授牌的情况下，组织这种大的旅游接待活动，并且是违反乡上有关规定，在汛期举行人员聚集的歌舞晚会。这样的“预警制度”和人员素质，如何保障群众安全？

　　侥幸心理作祟 预警手段落后

　　在灾区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基层干部和村民在自然灾害问题上抱有侥幸、麻痹思想。他们说，刚刚听到水卡子村“美人谷”山庄发生了泥石流后，他们都不相信，因为那个地方的植被是当地最好的，几十年来都不曾发生过泥石流。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的幸存者之一的其米说，他知道乡里有不许搞大活动的规定，但还是碍于乡亲的情面，参加了山庄举行的歌舞晚会。另一位幸存者泽（身旁加小）多吉则说，自己活了50岁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泥石流，所以当听到身边有人谈论泥石流时，他也不相信会真的发生。彭仕达曾经跟别人说，他的山庄后面有“塔子”（当地人称是吉祥避邪的象征），洪水来了也淹不着。结果，正是这种麻痹大意的思想不仅葬送了他自己，也葬送了自己的亲人和几十位乡亲、游客的生命。

　　通讯不畅、预警手段落后，也是造成这次悲剧的重要原因。巴底乡党委书记周良云说，全乡有22个行政村，1094户、5115人，居住很分散，有时候从一户人家走到另一户得花几个小时。乡上没有一部汽车，仅有的4辆摩托还是乡干部自己掏钱买的，每个月还要贴150元油钱。大多数乡干部到各个村监测水情、安排工作靠的都是两条腿，十分费时。全乡只有10支用来预警的鸣火枪，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有情况只能靠放鞭炮、敲锣打鼓来传递消息。

　　记者从巴底乡发给村民的《地质灾害明白卡》中发现，所有的预警、监测人员都没有联系电话。周良云告诉记者，在泥石流袭击山庄前40分钟，山沟顶部已经发现了泥石流，但是由于不通电话，山顶的人无法和山下的人取得联系，即使从山顶一口气跑下来，起码也要1个多小时。就这样，宝贵的40分钟白白地流逝了。

　　7月11日晚发生泥石流后，由于乡上没有固定电话，无法联络丹巴县城，为了及时给县里报告灾情，乡干部摸黑爬上附近的高山，从22时折腾到次日凌晨1点左右，才靠着手机断断续续的信号将灾情报告给县里。

　　灾难过后，丹巴县给巴底乡配备了4部对讲机。周良云握着手中的对讲机痛心地说：“如果当时有这个，只要一个电话，5分钟内，所有的人都可以安全撤离。”

　　痛定思痛 防患未然

　　“7·11”灾害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灾后的各项善后事宜仍在有序进行。经过当地军民连续奋战、全力搜寻，截至7月29日，灾区共找到18具遇难者遗体，其余33名失踪者生还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在灾害中遇难的4名游客是来自上海的教师，7月20日，这4位遇难者的家属代表在成都分别向灾区捐款1000元，上海市静安区委、区政府以及上海市政府驻成都（重庆）办事处等单位的同志也捐款共计56000元，表达对灾区人民的一片慰问之情。当然，遇难者的家属代表在对四川省在救灾及善后处理方面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同时指出，旅游公司要在旅游广告及合同中提及旅程风险；在行程安排上，不能心存侥幸，忽视游客人身安全。

　　51条消失的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应当永远铭记，时刻给人以警醒。四川省省长张中伟认为，搞好防灾工作，关键在于干部。去年，四川省遂宁市中区发生洪灾，乡镇和村组干部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一些群众在家里不愿撤走，干部们就反复劝说，最后强行将其拖走，最终灾区房屋全毁而人员无伤亡。（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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