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专栏

　　“9·11”后，美国人风声鹤唳，民众抱怨政府失职的声音浪潮般涌向国会，要求国会迫使行政当局有所作为。而行政当局则抱怨，现在对执法机构的法律限制太多，根本无法有效追踪和打击恐怖主义，除非授予它们更广泛的权力。于是，“9·11”后一个半月，国会就以绝对多数通过《爱国法》，授予司法部前所未有的“警察权力”。一些知识分子惊呼，这样下去的话，美国会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但是，大敌当前，反恐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些批评之声很自然地淹没在爱国主义的喧嚣中。

　　好在一些议员多了个心眼儿，在随大流的同时，也意识到执法程中可能会出现滥用权力，因此坚持在该法中加入了一个监督条款，要求由司法部的监察长（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来调查民众对执法者滥用权力的指控，并定期写出监察报告供国会司法委员会来检查法律的执行。

　　不出所料，《爱国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在最近一份给国会的报告中，司法部监察长承认，他不断收到民众的投诉，控告该部雇员在执行《爱国法》时严重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仅最近半年的时间内，就有1073起投诉，虽然绝大多数明显不实或难以证明，但其中已有34个调查核实。

　　对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攻击布什政府的好机会。他们不仅把报告送给新闻界，而且还“建议检察长有足够的勇气和独立精神，公开曝光行政当局的反恐战争对无辜者的伤害”。虽然这里党派斗争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是，它却揭示了美国政府内部精致的制约关系，首先是司法部内部的监督，其次是立法部门对执法的监督。不过，这些监督仍然属于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毕竟大家都认同《爱国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执法上。

　　但在美国，就偏偏有人认为《爱国法》本身就“不合法”，当然这里指的是不合宪法（合宪）。在该法执行了将近两年之后，7月31日，美国密执安州州府安纳伯的六个组织在美国最著名的民权组织“美国公共自由联盟”（ＡＣＣＵ）的帮助下，把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和司法部所属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部长）穆勒告上了联邦地方法院，控告《爱国法》违宪，因为它实际赋予联邦特工无限制地监视美国民众的权力，而这一做法违反了宪法赋予民众的三项基本权利：隐私权、正当法律程序权和言论自由权。

　　由法院来审理立法是否违宪，应该说是19世纪初年美国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它可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多数暴政”。因此，后来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被称为司法审查的法院特权。

　　安纳伯的官司是“9·11”以来美国民众第一次对《爱国法》提出违宪指控，多少有点“吃螃蟹”的味道。对ＡＣＣＵ的做法，一般美国民众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为了社会多数人的安全，牺牲某些个人权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况且，这些权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允许联邦特工可以随意获得一些个人信息，诸如借书记录、医疗档案、旅馆住宿登记、慈善捐款行为等等。

　　但是，在ＡＣＣＵ看来，个人权利受损事小，宪法原则事大，口子一旦开起来，宪法的神圣性就可能动摇。这就是为什么它“小题大做”，违背“民意”控告政府的原因。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一官司赢的概率不大。首先是原告受到伤害的证据不足。虽然它们宣称，联邦调查局把它们视为另类组织，不公平地询问它们的成员，但它们“无法肯定地知道”，联邦调查局是否使用了违宪的授权来监视他们。其次，即使联邦法院认为这个案件能够成立，但调查和审理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待到判决时，《爱国法》可能已经失效。因为它是项临时性的法律，需要定期延续。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原来想把它延续到2005年，但因为民主党人反对而未果。即使这样，这类官司也有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任何法律都应该受到质疑，哪怕它是在爱国这样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个人的一些“天赋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到损害，哪怕它们属于“另类群体”。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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