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悲并不是因为经济不行了，而是因为日本只有经济。重新构筑起一套与富裕社会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是日本当务之急，“惟有经济”才是日本的悲哀。

　　《经济》杂志8月号撰文 田所昌幸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今年2月份刊载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悲哀》的文章。文章说，日本正在陷入一种长期的衰退过程，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遥遥无期，而通过标榜“改革”上台的小泉内阁明显有负众望。对于当前的日本，用一句委婉的话来说，它已经对世界“没有意义”，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包袱”。

　　《经济学家》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首先在于其专门从经济的角度描绘日本。与此同时，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可悲的”到底是谁。或许“可悲的”并非日本人，因为这则报道指出日本人“拥有令人惊异的锲而不舍的能力”，但文章对经济长期低迷而日本人却没有丝毫危机意识感到疑惑。

　　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疑惑的那样，当前的日本真的“可悲”吗？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就真那么优秀，并值得引以为豪吗？

　　战后日本的“经济”

　　就像《经济学家》杂志所认为的那样，即使认为日本并不“可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值得奇怪。没有人知道今后如何，但就现在而言，日本在物质上的富裕程度已经到了多少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2000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5000美元，受汇率影响，数字变动很大，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日本与美国、挪威和瑞士等国一起位居世界最高水平。2001年日本的失业率为5%，已经被说成是非常严重的水平，然而它与美国的所谓历史性低水平4.8%相比，只是稍高一点，而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各国连续保持近10%的水平相比，只有一半左右。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却很少见诸报端。笔者还听说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法国名牌)在全世界的销售额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日本实现的。

　　假如我也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第一次来到东京，瞥一眼繁华的地下超市，可能会产生出这样的感觉：日本哪有什么经济危机？我不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我宁愿相信挥金如土的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才是“失去的”。在过去十年里，日本并非既没有变化，也没有成果。比如，197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上的最大难题曾是贸易摩擦，如今国际收支不均衡的状况依然未得到解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日本经济低迷，日本威胁论和日本特殊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说的是，今天的日本并非没有问题，经济成果也并非值得夸耀，但是日本问题的核心果真是低迷的经济吗？或者换种方式说，只要经济复苏，日本就会“重新”获得“幸福”吗？在日本人生活的周围，堆满了富足的物品，却为何还因为“经济上的不景气”如此丧失信心，并为找不到出路而痛苦不堪？在此，我认为或许原因就在于战后日本过于依赖“经济”，而如今的日本连“经济”都在变得越来越糟。

　　“惟有经济”的战后

　　战后日本的依靠是“丰田”，是“索尼”，很少有人认为是政治家、媒体或者学术机构。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一个对经济如此强烈依赖的国家呢？当然从体无完肤的战败中爬起来的日本人，都拥有强烈的“先得有口饭吃”、“得让家里人吃饱肚子”的意识。这既是一种不容分说的切实需求，同时也是企盼富裕的一种个人欲望的释放。

　　但是“希望有饭吃”的想法，只要是人，谁都会有，非常自然，只是一种有限度的欲望，仅靠这种欲望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人投入经济的能量实际上源自于一些更为炽热的愿望。

　　第一，战争期间受到“克己奉公”这一理念蒙骗的经历，使战后的日本人普遍不再相信什么“公共性”和“国家目标”，他们的目标已经变成了希望经济安全运行，并赋予了浪漫色彩。所以在已经对“国家”不存幻想的战后日本人看来，“经济”是一种慰藉和复仇。

　　第二，表面上，从战后日本政治舞台来看，思想分裂持续不断，就像宪法问题所反映的情况一样，通过讨论和投票决定国家基本方针的政治文化时至今日尚未确立。在此背景下，“经济”成了能够在此起彼伏的国内政治分裂状况中穿梭自如的一条安全通道。换言之，“经济”成为了统一日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此外，日本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限制，已经不可能通过军事力量来提高国际社会地位，追求经济立国也就成为一个战略性选择。日本技术人员之所以提出“岂能让美国看不起”的民族主义，就是因为“经济”也成了重新树立战败国日本国际名誉的一种手段。此外，“经济第一主义”也弱化、销蚀了“保守派”与“革新派”之间那些没完没了的对立，在这方面，它促成了战后民主体制的确立。

　　死气沉沉的根源

　　正因为经济上的成功，支撑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激情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社会到处是死气沉沉。有趣的是直到最近，海内外几乎没有人认为日本人死气沉沉。相反，欧美的记者说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孩子们整天泡在学习里，大人们则忙个不停地劳作，以致于出现“过劳死”，发达国家特有的颓废与日本毫不搭界。

　　一直以冷静的调子报道日本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弗雷德•哈伊阿特1990年8月离开东京的时候，在与马格雷特•沙皮洛的联合报道文章中也这样说到：

　　“的确，日本社会有时会以一种让美国人吃惊的形式变动，但总而言之，人们是勤奋的，学生学习，工人劳动，路上没有乞丐，也没有游手好闲者。”

　　但短短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为什么如此死气沉沉和颓废？比如，不良债权问题，谁都知道如此下去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但谁也不愿下手解决，在此过程中，情况日益恶化，不良债权依然作为问题被遗留下来。

　　今天的日本人既无危机感也无决心。如果经济如此令人担忧，日本人就应该更加拼命、更加果断地进行自我革新，然而你从街头巷尾一门心思扑在手机上聊天的年轻人，从到处搜购名牌商品的女性身上丝毫感觉不到悲壮或者危机。过去曾经支撑起日本经济的企业战士们也是如此。他们一边计算着一生工资的预期数额，一边盘算着选择提前退休还是死死抱住公司，即使他们表现出不安和焦躁，你也感觉不到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告慰亡灵”、“复仇”甚至是为“国家的名誉”而奋斗的那股强烈的感情。

　　在培养自卫队军官的防卫大学，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学生。我问他：“为什么选择防卫大学？”，这个学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自卫队官员工作稳定，衣食无忧。”“不过，自卫队官员从事危险的事情也是工作呀。”我说道。对此，这个学生说：“没关系，我已经申请了研究部门。”我说：“但你的同事都在拼命，而且一旦接到命令上战场，那你怎么办？”他又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回答说：“要是命令下来，我也没辙。”

　　应当如何解释这种死气沉沉和社会依赖感的下降呢？最方便的解释就是日本人变得“懒惰”了，变得“呆傻”了。年轻一代的颓废状况，连我都吃惊。然而人能那么快地变好或者变坏吗？也许真正的问题是：过去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优秀吗？

　　在世界杯比赛中，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年轻选手们将头发染成金色，染成茶色，剃成古怪的头型，与喜欢高中棒球联赛的光头，追求“精神棒球”的“纯真的”高中球队选手所代表的“正统的”日本体育文化毫不沾边。但我认为前者并不是颓废，恰恰相反，正是他们代表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

　　由于在各种各样的大学里教授与国际政治相关的课程，我发现近年来的学生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兴趣逐渐浓厚，尽管有些方面多少有点轻浮。以前对公共事业抱有兴趣的学生，他们的激情可能是通过走官僚之路或者政治家之路表现出来，时至今日，他们则通过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者活动表达出来。

　　在富裕的年代里，“稳定的身份”、“稳定的收入”和“让家里人吃饭肚子”这一类贫困时代的激励方式已经无法激发优秀人才的激情，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重建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本的社会制度已经难以激发人和组织人们的热情，成了一种过时的东西。

　　显然，人们倾注在经济上的热情，其状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本，总的来说“有饭吃”已经不再是需要付出悲壮努力的、体现英雄气概的目标了。对于那些作为战前强制政策的牺牲品的人们而言，“经济”曾经是感情寄托的对象。然而这种情感在已经相当富裕的、积累了一定历史的当今日本已经不得不销蚀，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

　　尽管如此，日本的各项制度由于过分适应贫困时代人们的热情，并且又非常成功，因此今天这些已经过时的制度与人们的热情之间出现了失调。

　　过去，缓和劳资关系并将大家从贫困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终身雇佣制度、企业内工会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的确使贫困的人们“稳定温饱”的愿望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易于诱发无数贫困人们的能量的激励机制。而且经济的高速成长使人们迅速达到了“稳定温饱”目标，这一事实与人们投入“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结果在外人看来，日本就显示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奋斗激情、工作活力和团结精神。

　　但是一旦对“经济”的激情消失，留给这些制度的就只能是吝啬的小官僚们的明哲保身，还有那些技术专家以及指望从工作中追求人生意义的人们梦想的幻灭。

　　那么应该如何改变？改变什么？现实情况急需制度改革，这种呼吁总是声音震天，却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我仅想指出一点——除实际利益之外，还应加以重视的是激励机制。

　　第一，就是“趣味性”。说到工作的魅力，马上就联想到工资和补助，这种思维是小官僚们所惯有的。我一直担心，在当今的日本，那些曾经给人以家国责任感、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专业工作变得不再有魅力。过去，中央部委的官僚们，姑且不论其工作绩效，我相信他们总是具有推动天下、有利国家的自豪感的。过去激发官僚们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的，我认为绝不是“下凡”(高官辞官后到大公司任顾问等职)或者优惠的工资。然而今天，他们一方面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强大的权力，又要在复杂的政府部门内部争斗不息，还要屡屡受到政治家们的破口大骂和媒体的抱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精神上的动力支持他们忘我工作。

　　第二，人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人认知的影响。迄今为止，媒体、市民团体、学者实际上也都热心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然而我认为今天的日本过分地强调了“批评”的作用，而“表扬”被忽视了。

　　说一个半开玩笑的事情，我听说某个组织曾经讨论过，要让日本好起来，就先选出100个坏人，然后让他们从社会上永远消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相比之下，选出100个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加以承认和援助，也许效果会更佳。如果仅凭批评敲打事情就能变好，那么国家政治、政府部门和学校早就应该变得很好了，他们受到的敲打实在不少了。不论社会上还是机构内部，乃至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加以认知甚至表扬才具有建设性，并且极为有效。

　　从旧日本中脱胎换骨

　　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是靠金钱和物质，而是靠人尽其才，这已经是个非常陈旧的道理。说得极端一点，即使国家灭亡了，经济崩溃了，只要有人才，大体上都能得到弥补，反之则不可能成立。人们一般认为没有人才的富有国家总比有人才的贫困国家要好得多，但是暴发户式的国家终究会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摧毁，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对此应有心理准备。何况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拥有富足的储蓄，物质极其丰富，目前的难关不是物质资源的不足，而是在于每个人的整体状态，每个人的“表现”。人的“表现”是能力和热情这两个变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能力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这时热情就成了关键性的变量。

　　这样来看，日本的课题在于重新构筑激励机制，这应是一种能使人们为了建设性的目标充分发挥能量的激励机制。这必然牵涉“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价值”问题。“经济”是在战后那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价值，“经济第一主义”的成功，对于避免过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立、缓和社会冲突发挥了作用，培养了社会的实际主义行为方式，但同时养成了过多地用钱处理问题的习惯。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社会的病态。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钱想做些什么的情况下，还能够持续一心一意地赚钱的话，那么这种人就是病态的。

　　战后日本由于经济成长而未被正视、未加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给出明确的回答了。讨论一下我们日本人为了什么、保护什么、舍弃什么等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今天日本的课题不是经济的复兴，而是从“惟有经济的日本”中脱胎换骨。我认为，今天的日本不可能比泡沫经济时代更“可悲”，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悲观。日本如果被人视为可悲，那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经济不行了，而是因为日本只有经济！

　　(作者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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