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回顾当时亲历缔约谈判的全过程　，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战略考虑与难点

　　1972年金秋时节，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高官来华访问。中日两国政府经过认真坦诚的会谈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了。联合声明第8条还规定：“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随着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进一步推动和增进睦邻友好关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时机也日渐成熟。

　　就国际形势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而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却有增无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威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牵制苏联的军事威胁，既是当时我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对增进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和平稳定的环境也很必要。为此，1974年9月，我国以乔冠华外长的名义致函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议尽早开始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日方很快作出积极反应，缔约谈判提上日程。同年12月，韩念龙副外长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文彦商谈前期安排。国内决定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在东京进行，由陈楚大使负责与东乡文彦主谈。使馆上上下下立刻行动起来，我们政治室参与谈判的同志更是夜以继日地忙着准备各种材料、报批文件、预案和发言稿等等，预备性谈判成为当时使馆最重要任务。

　　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作出了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尤其不愿两国缔约涉及甚至得罪苏联。他们的口头禅是“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早在中日复交之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并不针对第三国。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复交的有利地位和日本的经济技术优势，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推动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但被苏方所拒。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即将开始之际，田中涉嫌金钱与权力交易的“洛克希德案件”而被迫辞职。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对中日缔约表示积极态度，但对苏更为慎重，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反对派和苏联的强大压力下犹豫退缩，预示了中日缔约谈判的困难性。

　　原则立场“不能让”

　　1975年新年伊始，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正式开始。起初，会谈尚属顺利。陈楚大使和东乡次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陈述原则立场。双方都表达了通过缔约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为和平友好作出贡献的愿望和决心。双方在第二次预备性谈判中还达成了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至此，人们都乐观地以为会谈会是顺利、速成的。但“总论”之后进入“个论”，分歧逐渐显露。

　　对照双方提交的条约草案案文就可以发现，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是双方存在的最大分歧。我方原以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包含“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内容，而且双方同意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据此，将反霸的内容和条款写进条约应当不成问题。但日方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不愿有任何涉及乃至影响第三国的内容写进中日两国的条约。日方虽然承认面临的现实威胁，但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强权，不愿因具体提及反霸而被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因此缔约谈判在内容上碰到了难题。国内及时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后外交部又来电告，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有两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以陈大使为首的使馆主要官员以及政治室参加预备性谈判的人员都到机场迎接，并聆听重要指示。在机场贵宾室，这位副总理与陈大使稍事寒暄后即转入正题。他抬高声音说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大使希望再详细给大家说说，他又重复了一遍“不能让”，并要使馆坚决贯彻。全场一片寂静，没有谁再讲话。大家都在思考着毛主席简单明了的重要指示，并深感责任重大，认真琢磨着如何贯彻执行。

　　陈永贵副总理离开东京以后，缔约谈判深入展开。中方的立场更加明确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主张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条约并对此进行多方论述。而日方则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施压、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软硬兼施，多次约见三木首相和日外务省负责人，递交备忘录和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就日苏和约进行谈判并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以牵制中日谈判。在苏的强大压力下，日方进一步后退。三木首相一方面通过驻华大使或派外务省官员来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对缔约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抛开外务省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世界普遍的反霸原则。

　　9月下旬，宫泽外相和乔冠华外长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多次会晤。宫泽抛出了所谓“反霸四原则”，对反霸条款进行种种限制与解释。即：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不意味采取联合行动；范围不限于亚太而在全世界。这一论调显然与三木的“见解”同出一辙。我方重申，只能从联合声明基础上有所前进，至少不要后退，而种种对反霸的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乔冠华表态说：“如果日方有困难，不必勉强。没有条约，我们有联合声明，也相处得很好，天也塌不下来。”至此，由于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吗”

　　到了70年代后期，随着岁月的推移，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搁浅的缔约谈判出现转机。在我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我国对外政策也在酝酿进行重大调整，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无疑符合我国战略全局利益。在日本，福田纠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对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当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联华制苏”战略，为美中建交做准备，这对日本接受反霸条款也有推动。卡特总统在福田访美时，规劝日本积极行动。对于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来说，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的说三道四放在眼里了。福田首相在进一步协调内部意见后，逐步下了决心。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以韩念龙副外长和日本驻华大使为团长的中日代表团在钓鱼台国宾馆先后举行了14次事务性谈判。双方讨论的内容和问题涉及到缔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条文细节，而焦点仍是反霸原则及与此相关的第三国条款。正如邓小平副总理对来华访问的日本政治家和朋友们多次说过的，早日缔约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领导人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作决断。他在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浜野清吾会见时说得很干脆：“就中日缔约而言，只要真下决心，一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经过认真磋商，日方接受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的主张，只是提出将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至“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对我方提出的本条约发展与加强友好“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案文，日方认为与反霸条款联系不密切，提出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小平同志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吗！”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长和日本外相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我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众参两院各自批准了这一条约，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两国人民都很兴奋。日本一个月内有31个地方自治体举行了官民联办的大型庆祝会。在北京，中日友协等11个团体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酒会，邀请在京的日本代表团、日本驻华机构和留学生、企业代表等1600多人出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日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享红小豆饭，畅饮香槟与清酒，同庆缔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中日双方互换了条约批准书，为长达4年的缔约谈判画上圆满的句号。（作者　中国前驻日本使馆一秘　江培柱）（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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