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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发制人”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的纲领，首先出现在美国五角大楼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策略》一书中。此说不仅包括理论上的原则，且与实际军事行动合为一体。伊拉克战争便是这一政策施行的实例。

　　创造该理论的先锋人物，是被称为当今美国新保守主义铁三角的珀尔、沃尔福威茨和阿布拉姆斯，3人既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掌控的五角大楼的施政中轴，也是制定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炙手可热人物。

　　“先发制人”政纲登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角位置，在国际事务权威人士眼中，普遍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派对布什政府反恐战争主线的一次成功拦截。“先发制人”将追捕本·拉登恐怖组织的阿富汗军事行动，演变成重整中东政治格局的十字军东征。对于反战的西方右派而言，这一以“人权、自由、民主”为招牌的新政推行，本质上即是为达到美国帝国主义并其石油利益而大造声威。“先发制人”从理论转化成行动规划，以至最终获得实行，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9·11”事件。“9·11”震动了美国社会的中枢神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一夜间将世界和美国分割成“你们”与“我们”对立的两大块，同时，也为新保守主义鹰派提供了一片丰硕的有机土壤。恐惧导致强权扩张，而“先发制人”便是这一扩张的全新果实。

　　“先发制人”政策的理论概念成形，源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新保守主义创立者和民主党右翼，以杂志《评论》为阵地，致力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其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倡导的缓和美苏国际间紧张关系的外交政策中，并无明确的人权位置，新保守主义派藉此争辩道：美国应在与极权主义交手中，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为东欧持不同政见者保驾护航。

　　这场运动的先锋人物，正是现今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珀尔和阿布拉姆斯的导师、参议员杰克逊。杰克逊在美国参议院提出一项修正案，将美苏贸易法案同废止苏联的犹太人移民限制条例挂钩。杰克逊的提案，遭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的否定。眼看杰克逊的修正法案惨败，流亡美国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发表了一封支持杰克逊议案的公开信。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萨哈罗夫的公开信，如同打开了洪水闸门，一系列美国众议院主导的人权法案应运而生，为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奠定了主要框架，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外交的枢纽。

　　杰克逊的突破，为新保守主义力量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而将民主价值观作为一种实际的学说搬上国际舞台的则是另一位新保守主义先锋人物莫尼汉。莫尼汉在《评论》杂志1975年3月号发表的文章《站在对立面的美国》，轰动政坛。莫尼汉在该文中猛烈抨击美国的背后外交政策，同时疾呼美国必须在联合国抗衡第三世界占主流的主导力量。他因这篇大作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在《评论》杂志发表另一篇名作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柯克帕特里克，也被里根政府委任为驻联合国大使。

　　柯克帕特里克提出的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学说，为里根政府护卫右翼独裁政府的政策提供了合理依据，同时也引发美国众议院的一连串质疑，并导致一系列外交政策的转向，新保守主义被搁浅。

　　新保守主义思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重占主导地位，实现于1981年间美国国务咨情备忘录。阿布拉姆斯是这份备忘录的主创者。他在备忘录中引述的主题可总括为：人权并非美国外交政策的附带品，而是保障向世界推广自由理念的出发点。阿布拉姆斯对新保守主义思维的新演绎，被里根总统奉为经典，融入其新外交政策中。里根在其后对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于是，将人权政策与推广民主合二为一，又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入主白宫，新保守主义派系人物退出美国外交政策舞台。克林顿政府施行的外交政策，以合作为主流，与新保守主义思维大相径庭。

　　直到小布什总统2000年大选胜出，在其父执政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切尼当选美国副总统，切尼的亲信沃尔福威茨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新保守主义势力遂东山再起。“先发制人”政纲，在沃尔福威茨的抽屉里尘封了整整8年之后重见天日，并且成为当今美国政府处理国际安全事务的撒手锏。

　　如果将新保守主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的行为比做一场美国式的全球化民主自由的革命，不难看出，正是这场无视他国社会内部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的革命，在推进全球美国化的同时，也彻底展示出霸权的傲慢特征，从而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反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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