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宁的“街头”和干政意愿高涨的“军营”取代了选票和议会，成为菲律宾“民主实践”的两大关键词。

　　本刊国际问题观察员 庄礼伟

　　菲律宾是不缺新闻的。作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它的群情振奋、奇闻百出且夹杂着一点乌烟瘴气的选举一直吸引着国外的众多媒体。兵变和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连年不断，也是“橱窗”里的例行节目。自1986年以来，换了四位总统，每次总统换人，社会上都要经历或大或小的动荡。在不是总统换人的新闻淡季里，有南方伊斯兰分离主义武装屡屡制造的爆炸案或是绑架人质案，绑的不是美国人就是中国人，一绑就是国际大案。最近，在南方前线战事稍歇的当儿，一队由南方前线下层军官率领的政府军特种部队士兵，趁着夜色衔枚疾进，突入首都马尼拉的马卡蒂商务区，在凌晨两点多占领了奥克伍德大楼作为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场所，这就是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眼球的“7·27”马卡蒂兵变。

　　7月27日早上天色微明的时候，这296名造反军人开始疏散楼内的居民（包括澳大利亚驻菲大使），对那些走不动的老人家，还主动上前搀扶，帮忙扛行李。接着他们又在大楼外拉起了隔离色带（就是警察用于封锁现场的那种），并且按照兵变的起码要求布置了若干炸弹和若干狙击手，接下来，兵变（或者说记者招待会）正式向世人亮相。这些军人戴着100多年前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使用的印有太阳光芒的红色臂章，神情肃穆地面对看热闹的路人，就像一出古典戏剧中准备舍生成仁的武士。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造反军人除了与媒体合作摄影、摄像和制作一些访谈录之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政府谈判代表举行闭门会议。据来自现场的报道，夜幕降临后，不知从哪里来的修女们在大楼附近的广场上点起了蜡烛，有的高唱圣歌，有的大声祷告，还有的翩翩起舞，使得兵变事件更加具有娱乐性。到晚上10时左右，造反军人决定投降，返回原先服役的军营，19个小时的兵变戛然而止。

　　鉴于兵变最实质性的要求是改善下层官兵生活待遇和处理军中腐败现象，把这次文质彬彬的兵变看作是一次街头政治活动或工潮也许更合适。倒是有两艘因在南中国海打渔而被菲律宾当局扣押的台湾渔船金春满号和渔盈财号趁兵变之乱，冒着被打沉的危险毅然出逃并安全抵台，算是这场兵变中惟一惊心动魄的情节。

　　谁的骰子点数更大？

　　此次兵变事件，使菲律宾社会肌体的病态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无庸置疑，1986年推翻马科斯专制政权的“人民力量革命”对于菲律宾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那时起，再没有一个总统敢像马科斯那样专横跋扈和动用军管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没有一个军队将领能够依靠兵变来取代文人政权。

　　但菲律宾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个稳定的民主体系。尽管选举、议会辩论循例举行着，但更管用的似乎是类似“人民力量革命”这样的街头政治运动，和马卡蒂兵变这样不流血或很少流血的“兵谏”，菲律宾就是这样靠一次次的社会动荡来调理社会矛盾和政治利益关系。

　　马卡蒂兵变之后，在阿罗约夫人发表国情咨文的当天（7月28日），马尼拉再度发生由反对派组织的大规模群众示威，使得她不得不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国会。 菲律宾的参议院有24名参议员，众议院有250名众议员,地方上也有各级代议机构，但动用街头的“人民力量”和戏剧性的兵变事件像是一种更常用的“投票”行为，从科·阿基诺、拉莫斯、埃斯特拉达、阿罗约夫人到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大佬，莫不对此深有研究。于是大家直接到大街上，各自拉来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来比骰子的点数大小，一决高低；或是到军队将领中寻求支持──不会有火爆的军队对决，同样是比骰子点数大小而已，点数低就当场认输，并准备下次再来。

　　菲律宾从1986年起，没有一次单独的军人干政能够成功，现行宪法也明确禁止军人干政，但军人们通过选择站在哪一边的方式，一次次地成功左右了菲律宾的政局。换言之，政治家们谁掌握了更多的军队拥趸，谁就能笑傲江湖，乃至咸鱼翻身。

　　尽管菲律宾在现代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包括对美国两院制的模仿，但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橱窗。菲律宾的政治制度中，仍有许多东方式的特色和“创意”。就拿众议院来说，250名众议员并非全部按各地方人口比例确定名额并由选民直接选出，其中有25名是由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委派，另有25名更是由总统直接指定。有了这50名不经选区竞选就直接当选的“人民代表”，众议院自然就比较容易成为当局意志的附庸。反对派无法在议会与执政党“公平”较量，就倾向于采取议会外的手段。于是，动荡不宁的“街头”和干政意愿高涨的“军营”取代了选票和议会，成为菲律宾“民主实践”的两大关键词。

　　谁敢动军队的奶酪？

　　此次马卡蒂兵变无疑是失败了，但作为一场长达19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马卡蒂兵变无疑又是成功的，它成功地渲染了阿罗约夫人政权的脆弱与“无能”和军队的重要性。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菲律宾的军队规模不算大：正规军总兵力10.9万人，预备役部队6.8万人，准军事部队4.5万人。菲律宾军人之所以连绵不断地干政，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 制度缺陷和社会缺陷较多，不得不依靠事件性而非制度性的街头运动和兵变来平衡。议会不能反映民意，中产阶级力量单薄，使得关键时刻往往要请军队来做仲裁者，1986年马科斯下台和2001年埃斯特拉达下台，都是由军队倒戈而一锤定音的。

　　2. 由于国内出现分离主义叛乱和恐怖主义事件，军队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其政治权力也有所扩张。

　　3. 菲律宾历来有效忠地方甚于效忠中央，效忠私人甚于效忠国家公器的政治传统。军队并不中立，军队中的派系分野使得军队的各个部分都可以为政坛势力所利用。

　　4. 军队高层自马科斯时代起，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白道”和“黑道”两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任何试图削减他们不当得利的改革措施，都可能引发军头们的抵制，包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出笼的兵变。

　　5. 公共开支窘迫，军费不足，军队中下层官兵待遇寒薄，加之他们的父老乡亲陷于比军中子弟更加贫苦的状态，不由得这些青年军人“热血沸腾”。 一个国家如果社会是如此的破碎，高层是如此的贪财，利益分配是如此的不公，制度的裂缝是如此之大，军人造反和军人干政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军人干政是菲律宾各个方面（包括敌对两方面）的需要，因此还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即兵变很少流血乃至不流血；而兵变哪怕失败了，当事人也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只是罚做几下俯卧撑）；策动了多次政变的霍纳桑上校不仅没有被关在牢里，反而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国家级政治家（全国总共才24人）。这些情况对那些有心发动兵变的人自然会起到鼓励作用。

　　此次兵变的原因，坊间有多种猜测，如这只是由一群“热血青年军官”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事件，其主题是反军内和政界的腐败；也有人（特别是阿罗约夫人方面）断定是不甘心失败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在幕后怂恿，事后也“果然”从埃斯特拉达的前助手家中发现了兵变军人的红色臂章，其主题是一场政治派别争斗。而据笔者远距离的妄猜，不如把这两种原因结合到一起，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

　　至于兵变的直接导火索，则可能是这些官兵们发现军内某些腐败的高层偷偷地卖武器给南部的反政府武装，闷声发大财。兵变首领特瑞兰尼斯（Antonio Trillanes）拥有研究生文凭，曾从事两项关于菲律宾海军腐败的研究。由于军方某些高层人物从中作梗，南部战事总是没完没了，一线战士伤亡不断；加之中下层官兵待遇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从而一句“害死我们弟兄们的子弹居然就是我们的政府提供的”，就足以把在南部浴血作战的这批官兵煽动起来。

　　“街头”＋“军营”=“人民力量”

　　菲律宾的兵变和军人干政如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和“街头民众力量”结合在一起。所谓“人民力量”，是指由政治家鼓动的大规模街头示威运动＋军人倒戈。菲律宾自1986年以来有过两次成功的“人民力量革命”，“街头”和“军营”两次成功的合作，分别把马科斯和埃斯特拉达拉下了台。

　　但“人民力量”也并非为菲律宾政治戏剧中所谓的“正派”角色所专有，“反派”角色一样可以发动规模巨大的街头群众示威和兵变。埃斯特拉达被捕入狱后，他的政治盟友立刻发动自称的“第三次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Ⅲ），虽然规模无法与“Ⅰ”和“Ⅱ”相比，但也有声有色，经电视剪辑播发后效果更好。马卡蒂兵变发生后，反阿罗约夫人的群众街头示威再次活跃起来，如同“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时焚烧埃斯特拉达的画像，这次示威者焚烧的是阿罗约夫人的画像，并且示威者中不排除有一些人曾经参加了“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反正无论谁上台，他们总是属于最下层、最贫苦的一群。

　　“人民力量”似乎是这样一股力量：永远在反体制，永远在抗拒命令和权威，永远对现实不满，这股愤怒的街头洪流也似乎可以和任何政党势力结合在一起，因为任何政党都会说只有它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由街头力量和军营力量结合起来的“人民力量”在1986年和2001年两度获得了成功，事后也获得了“捍卫民主”的荣誉，而自1986年以来反阿基诺夫人、反拉莫斯、反阿罗约夫人的街头示威活动和兵变也并非只有负面的评价，几乎所有的兵变都获得或多或少的同情乃至尊敬。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屡屡依靠街头力量和军人干政来维持民主的“运作”和公共利益，或者干脆把“人民力量革命”当作是政府领导人更替的主要模式，则与民主制度的真义相去甚远。

　　民主制度的真义，就是人民将他们的理性选择，通过和平的投票行为来实现；推举和罢免国家领导人，都应遵循事先共同认可的法定程序。菲律宾的“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是完全符合民主精神的：投票结果已经表明科·阿基诺当选，马科斯拒绝这一投票结果，人民当然可以起来进行“护法”。而“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中埃斯特拉达下台、阿罗约夫人上台却没有遵循应有的宪政程序。如果政坛敌对两派只是简单地各自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然后再比比骰子的点数大小就可以决定谁上台谁下台，视宪法和正规的选举程序为无物，那么整个国家将永无宁日，民主政治将停留在街头风云的表象上，“人民力量”也将沦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街头＋军营”的“人民力量”模式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捍卫民主，但滥用“人民力量”则必然走到民主的对立面，并且对自由、人权、宪政造成严重威胁。

　　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倚重“街头＋军队”的“人民力量”运动模式把国家引向了荒谬的深渊。

　　对于菲律宾的邻国印度尼西亚1998年5月发生的推翻苏哈托专制政权的印尼版“人民力量革命”，我们不会忘记，惨绝人寰的对华人社区的烧杀抢奸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人民力量”更成为印度尼西亚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因涉嫌贪污和无能而被国会追究的前总统瓦希德曾出言威胁议员们，如果后者“一意孤行”，他的4000万拥趸将不得不拥入雅加达护驾，并且按瓦希德的说法，这些拥趸还都练就了与义和团一样的刀枪不入的“神功”，到时候“天兵震怒”、“奋起千钧棒”，你小小国会算得了什么？幸好，瓦希德所指望的印尼版“人民力量”和“街头风云”并没有出现，他只好黯然下台走人。

　　为了在此“人民力量”和彼“人民力量”的混战中脱颖而出，新的造神或造“星”运动（造不了“神”就造“星”）也就层出不穷。菲律宾央行（BSP）在2002年6月发行了面值为200比索的新钞票，新钞票的正面印着已故菲前总统马卡帕加尔的头像，背面则是他的女儿、现任总统阿罗约夫人在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时的场景。评论家Ted Lerner说：马科斯为自己颁发勇敢者勋章，使自己成为二战期间最杰出的游击队战士，但没有一位美军司令官记得起曾经有这么一位名叫费尔南德·马科斯的抗日朋友。埃斯特拉达则在银幕上制造了自己作为穷人救星的神话。阿罗约夫人比她的前任们走得更远。菲律宾没有一位健在的总统的肖像会印在流通的货币上，而她并不是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上台也只有一年半，这就太不寻常了。

　　埃斯特拉达是明星，阿罗约夫人也是一个“圣斗士”，已经部分放弃独立思考能力的街头大众将更加不知如何作出选择。事实上，游荡在垃圾山和贫民窟的菲律宾穷人们并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他们因自身处境而产生的斗争激情被政治家充分吸纳和利用，而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过程中，穷人们所获无几，等待着这个国家的，是新一轮的混乱与困顿。

　　能否拒绝“人民力量”的诱惑？

　　饶有趣味的是，有两个关键的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都对“人民力量”作出了批评和反思（当然，政治家的话只能姑妄听之）。

　　声名狼藉、被“第二次人民力量”罢黜的埃斯特拉达2001年2月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讲出了这样一番“中肯”的话：“在民主的社会里，投票是决定民众意愿的最好方式……既然这一切（指不依宪政程序就将他赶下台──菲律宾总统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最高法院无权“判决”总统下台）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么谁还是安全的？”

　　“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的获益者、现任总统阿罗约夫人也承认“人民力量革命”有制度上的缺陷。2002年12月，她宣布将不参加于2004年新一届总统竞选。她解释说，由于她不是以传统方式在选民支持下出任总统，成为“过去两三年中引起国家动荡不安的人物之一”，她（谋求连任）的政治努力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分裂。她说既然不谋求连任，她倒是可以不顾忌街头民众的议论，放手实行一些有利于菲律宾长远利益的改革措施。

　　看来，如果不眷念权位，才有可能丢弃对“街头”、“军营”、“人民力量”的杀伤力的顾忌，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去闯一些既伤人也伤己的“地雷阵”；另一方面，也才有可能拒绝利用“街头”、“军营”、“人民力量”短时间内可能带来的收益，而愿意以公义为重，勤勤恳恳地致力于自己不会成为“神”也不会成为“星”的、没有轰动效应的、踏踏实实的民主制度建设，使国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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