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我们为布莱尔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由于比尔和我与布莱尔夫妇之间的交情，也因为两国间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关系，我决定全力以赴为英国首相办好这个宴会。众议院议长钮特·金里奇也接受了宴请，我将他安排在我的左边，而按照礼节，布莱尔应坐在我的右边。我对这两个人坐在一起会谈些什么很感兴趣，同时也希望从金里奇那里知道他对斯塔尔调查的看法。当时，很多人都建议启动总统弹劾程序，虽然这个动机没有法律依据，但我知道，共和党人还是会想方设法尝试。而金里奇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他点头同意，那么
这个国家马上将面临一场灾难。
在餐桌上谈了很多关于北约扩张、波斯尼亚以及伊拉克的问题之后，金里奇侧过身来对我说：“对你丈夫的指控是荒唐的，我认为有些人追根究底的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即使指控是真的，也毫无意义，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但我还是很吃惊。我后来告诉比尔和戴维说，金里奇认为事情并不严重。果然，后来以金里奇为首的共和党完全改变了弹劾比尔的立场。当时，从对话中我认为金里奇比我想的要复杂(几个月后，金里奇对婚姻不忠的消息也传开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金里奇不想在比尔的问题上过多纠缠)。
到了1998年的初春，美国公众似乎对斯塔尔的调查感到厌倦了，他们认为，即使比尔的确在个人生活上有问题，他的错误也不影响他行使总统职权管理国家的能力。
1998年7月底，我从戴维那里得知，斯塔尔和莱温斯基达成了一项协议。斯塔尔决定传唤总统出庭作证，比尔必须决定是否和调查委员会合作。比尔的律师团表示反对，认为他在大陪审团程序之前没必要出庭作证。因为一旦到审判阶段，他所说的一切将会对他不利。但是政治对手希望比尔出庭作证的压力非常大。
(译林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