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洪涛

　　8月15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总能触动中国人的神经，58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年围绕“8·15”发生的两件事令人格外感慨。一是德国决定为二战期间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建造“大屠杀纪念碑林”，尽管这一争论已在德国国内进行了10年，但争论的结束表明德国希望借此表达勿忘历史的决心。另外一件发生在中国的近邻日本，8月15日，日本政府防灾相鸿池祥肇、农林水产相龟井善之、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谷垣祯一4名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

　　两个曾经几乎犯下同样罪行的国家，数十年后对待历史的方式却如此迥异。纪念二战历史，最为经典的画面就是1970年12月7日，在缔结苏德条约3个月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署了波德条约。在签字前，勃兰特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志哀：“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一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可说是“一跪泯恩仇”。1971年10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勃兰特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当晚，德国青年举起火炬，络绎不绝地来到勃兰特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祝贺。亚洲日本的领导人也下跪了，但跪的不是千千万万的亚洲邻国的受害者，而是当年肆意屠杀无辜生灵的“刽子手”。

　　日本在战后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谢罪”立场，但始终不能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向亚洲人民表示忏悔，反而在不断地刻意歪曲历史。在当年和平反战的大气氛下，日本政府的高官一旦在历史问题上“失言”，不仅会丢官，还会遭人唾弃。随着日本政坛大气候的改变，高官频频“失言”，甚至信口雌黄，不仅相安无事，反而会捞到丰厚的政治资本。参拜靖国神社本来也是日本政坛的禁忌，但是1997年后，日本的首相和大臣一再参拜，明目张胆地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军神”致敬，认为他们是为亚洲带来和平。今年6月19日，小泉首相针对中国外长李肇星提起他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破坏两国关系的言论表示“不悦”。他说，“我不这样认为”，并声称将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媒体已经放出风来：首相不但不是“事不过三”，而是会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

　　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笔者日前访问新加坡时，特意参观了这座纪念碑。据介绍，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曾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纪念碑迁到郊外。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可见，日本领导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否认历史，甩掉“历史包袱”似乎已成为日本政治家的共识，也是日本的选择。日本本来是个历史感很强的国家，喜欢传统节日，不会轻易忘记古代的事情，但却总是没有勇气面对现代。淡忘历史是日本战后的风潮。懂历史的日本人，目前不敢谈历史；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却又歪曲历史，盲目相信保守派出版的歪曲历史的书籍。“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名词都被一一踢出历史教科书。

　　德国却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二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在当今德国，回忆纳粹希特勒给人类造成的那场浩劫，已成为人们的一项道德义务。德国政要把教育下一代、防止历史重演看成是自己的责任。

　　30年后，德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沿着勃兰特的足迹又踏上了波兰的土地：2000年12月6日中午，施罗德总理在对波兰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随后，施罗德为安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的勃兰特纪念碑揭了幕。阳光下，纪念碑浮雕上这位领导人下跪的侧影显得凝重而神圣。历史再次昭示：一个民族因为勇敢和真诚而伟大。

　　德国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的道歉，不仅赢得了宽容与尊重，也使战后欧洲建立起与东亚截然不同的信任关系，德国也成为欧盟的主要领导力量，并且深受世界尊重。而日本则在教科书、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每年都要遭到邻国的批评，国际信誉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质疑。这样的日本又怎能建立起所谓的“与21世纪相称的关系”和树立大国形象，又怎能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个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日本解不开邻国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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