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新德里记者/白景山

　　一谈到生意，家用电器经销商阿尼尔·塔尔瓦脸上就挂满愁云。但话题转到两个宝贝孩子身上，他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坐在旁边的妻子更是喜笑颜开：17岁的儿子阿军一个月前被著名的德里大学录取，11岁的女儿阿碧塔已上5年级了，学习成绩靠前。也许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夫妻俩对他们抱有不同的期望，盼儿子成就一番事业，望女儿日后有一个好职业。

　　36岁的兰迪克·辛格对子女的期望却大不相同。他是哈里亚纳邦恰杰尔区阿绍达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同样有一子一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还是要上的，因为这是政府的硬性规定，但不敢对子女有太高的奢望。和村里的大多数人想的一样，女孩子有了一定的学历，日后的嫁妆可省下一大笔钱，学历越高，省钱越多。至于刚上初中的儿子，他心里很矛盾，又想让他读完大学，又担心以后指望不上。他叹了一口气：“最好是上完大学，又能在农村有个合适的体面职业。”

　　“私校”“官校”收费天壤之别

　　塔尔瓦夫妇为儿子高兴，不仅仅是因为阿军上了大学，还因为家里的经济负担减轻多了。

　　一如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印度的学校种类繁多，各个阶层的人似乎在教育领域也有各自的位置，相互之间很少逾越。换句话说，社会地位和金钱决定了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学到什么程度。印度社会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也许是，中国在历史上曾发生数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导致国人传统观念少，永远不甘落后，家长普遍存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而在印度，几千年的传统和习惯，有许多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国民安于现状，加之宗教的影响，听天由命的心理指导着绝大多数人的一生。

　　印度的学校种类繁多，有教会和外国人办的“高价校”，有私人办的面向中产阶级的“收费校”，也有各级政府办的基本免费、面向社会底层和穷人的“官校”。一般说来，前两类学校用英语教学，而政府办的学校绝大多数用印地语。“高价校”为社会上层和驻印度的外国人服务，教学设施齐全，环境幽雅舒适，学生有空调专车接送，有些学校甚至厕所也装有空调。但收费绝不是普通人敢于问津的。以美国学校为例，每名学生每月收费1万卢比(1美元约合47卢比)。以此推算，一个孩子从学龄前教育开始，到高中毕业共14年，需学费168万卢比，合人民币近30万元。

　　第二类学校情况复杂，城里的学校设备良好，虽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但只赚不赔。这类学校一般都留有10%左右的固定配额给那些家里有钱但孩子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家长要把孩子送到这类学校必须交纳30万至50万卢比的捐款。

　　阿军以优异的成绩入校，没让父母花这笔冤枉钱。他从4岁开始进入在德里闻名遐迩的私立现代学校，从学龄前教育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印度的学校每学期4个月，每年3个学期，阿军的父母每月平均为其付学费4000卢比，即每学期1.6万卢比，每年还需另付大约5000卢比的校服、文具、课本等费用。如此算下来，从4岁到17岁，供阿军一个孩子上学，家长共花掉74.2万卢比。他现在上了大学，每年的学费有4000卢比就够了。

　　在私立学校中，还有一部分建在较大的村镇和城乡结合地带，学生来源多为有固定收入但薪水不高的打工者和农村中的“富人”。这些学校设施简陋，但仍比“官校”好得多。以阿绍达村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为例，每名学生的入学费为500卢比，每月学费100至120卢比，加上校服、课本和文具等费用，算下来，每个学生每年不到3000卢比。

　　就规模和学生数量而言，“官校”在印度的基础教育中仍占主导地位。阿绍达是个有2万多人口的大村庄，学龄儿童达3000多人，当地政府在这个村开办了4所学校(2所小学，2所中学)，每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平均500人，人数最多的贾格加尔女中也只有571名学生，18名老师。换句话说，阿绍达村的孩子有2/3在本村入学，其余1000名学生或被父母送到城里就学，或在周边的私立学校就读。

　　作为实行强制性基础教育的主体，“官校”的费用几乎全部由政府承担。贾格加尔女中6至8年级的学生每月象征性地交8卢比的学费，8至12年级交13卢比，课本免费。学校除职工工资和课本外没有固定经费，所需费用经区政府审批后实报实销。校长比姆拉·辛迪女士是4年前从临近的一所中学调来的，贾格加尔女中是当地的一所重点校，因此属提拔性质。她向记者介绍说，她现在每个月的工资1.7万卢比，17名员工平均月工资为9000卢比。

　　在记者所看到的政府学校中，贾格加尔女中的条件算是比较好的，至少能保证每个学生有一套课桌椅，还有黑板。在印度许多地方，特别是北方和东北地区，普及基础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者在北方山区不止一处看到，所谓的学校其实只是一间或几间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的房子，里面没有桌椅，没有黑板，学生席地而坐，抱着课本听老师讲解。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师资严重短缺，政府虽有鼓励教师到偏远贫困地区任教的政策，但这些教师多数没有长远的打算，有些学校由于招不到孩子，早已名存实亡。

　　政策向穷人倾斜

　　印度政府1976年开始把基础教育列入工作日程。在此之前，教育事务几乎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只负责协调关系和制定技术与高等教育标准。1986年，政府首次颁布国家教育政策和实施规划，普及基础教育工程正式在全国启动。

　　1992年，政府又根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该政策进行了修改，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教育体制，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教育的权利，要求提高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质量，把教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消除城乡和贫富差别，强调教育在纠正社会和地区不平等方面必须发挥积极的干预性作用。议会曾通过宪法第86次修正案，重申人人享有教育的原则，规定6至14岁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免费教育，重点解决贫困家庭儿童失学和辍学问题，争取在2000年使入学率达到100%。

　　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没有实现，到上世纪末，印度儿童失学和辍学率仍高达10%以上。针对这一情况，政府于2000年11月成立了旨在保证儿童入学率的普及基础教育全国机构，规划目标是，到2003年保证所有6至14岁儿童入学并完成8年学业。为确保教育规划的实施，中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尽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

　　为保证贫困儿童的入学率，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在贾格加尔女中，来自社会底层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每月不但不用交纳各项学杂费，而且学校还向每人提供每月100卢比的服装费，20卢比的生活费，每年60卢比的文具费，加起来有1500卢比，当然，这笔费用全部由地方政府划拨。此外，在10多个邦，上学儿童还享受免费午餐。

　　政府为来自社会底层和贫困家庭的子女保留50%的工作岗位，即不管他们的成绩如何，人数多少，只要他们上学，社会或政府都必须向他们提供一半的工作机会。对此，贾格加尔女中副校长辛格有不同看法。他说，政府急于消除贫困的动机是好的，但这样做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一个以80分毕业的富人子弟竞争不过一个只考了40分的穷人孩子，这说不过去，对社会进步没有多大好处。政府应重视工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改变课程设置，扭转目前学成一个走一个，在农村既找不到工作又不会干活的被动局面。编辑/林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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