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我们相信，当人们认识到彼此既相联系又相约束时，在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国与国之间所给予的某种调节就可以找到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由于观察人民币的角度不同，评价人民币与其自身货币比值的标准也不同，经常会出现一些貌似有理，但实与国际贸易发展不相协调，有悖于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声音。

　　考察一下“西方药方”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轨迹是有趣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媒体频频抱怨人民币汇率高估，西方游客和商人到中国旅游和工作不方便，同时嘲笑中国高估的人民币影响中国的出口。一段时间以后，西方专家关于人民币升值100%的建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在1980年代末期按照这些专家的建议分数次将人民币由3.7：1贬值为8.2：1以上。但并非总是如此，中国人也有未按照西方的建议决策的时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引用最多的例子。

　　近来，国际舆论又传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这一次，建议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中美之间现金账户失衡已经到1000亿美元，加上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西方人感到美元与人民币1：8.3的挂钩汇率不仅仅是币值的确定问题，他们感到中国可能是诚心想颠覆世界经济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人民币币值低估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威胁之一；不仅造成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的失业，在更深层次上，还对世界造成通货紧缩，威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世界将依循日本模式进入全球性通货紧缩的漩涡，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漩涡中，中国是始作俑者。

　　汇率是货币的货币，汇率高低的形成是诸多货币相互比值后复杂加权平均过程积淀的历史制度产物。如果说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也只能是过去历史制度对出口产品在国外的消费者过于优惠积累的结果。历史制度的产物形成有一个过程，改变历史制度的产物也应该遵循渐变的逻辑，一蹴而就的做法是错误的。进一步，认为人民币有意低估而意在追求“不公平贸易优势”，是一种制度知识的幼稚。要求人民币一夜升值，则带有人为违犯经济规律的因素了。

　　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人民币值应该高估的范围在60%-100%之间，与美元的汇率应该在4：1的水平上。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消费品在短期的价格弹性很低，因为规范消费行为的偏好构造是个长期函数，寻求新的产品替代需要时间，供货商无法在“一夜之间”提供这些想象中的新消费替代品。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动用行政力量在一夜之间换“西方处方”对人民币升值，对世界经济的联动影响会像水波传递一样，以中国为核心波及到世界的贸易经济口岸，但不会迅速延及到这些经济的深层而克服他们的紧缩和就业不足的问题。毕竟，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6%，何以6%的商品能够影响其余世界94%贸易商品的变化？

　　人民币对世界产品影响不大，但大幅升值后，升值所带来的冲击波会像海啸一样冲击中国的经济深层。用单位价格弹性来设想中美之间的进出口变化，1%涨幅的产品会导致1%量的出口降低，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向美国一方的利益倾斜，在不长的时间内，比如一年以内消除不平衡。不过，这种不平衡的清除对美国带来的益处和对中国带来的伤害在全球福利规划设计师的眼光中是不符合帕累托原则的。

　　中国对美出口额占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如果美国增加600-1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仅仅使美国2.83亿人口以GDP衡量的福利水平增加了0.5%—1%的幅度，而等量的出口额，或者说中国损失美国方面600-1000亿美元的进口额，就会使其13亿人口以GDP为度量的福利水平减少4%-7%的年增长率。这是一个片面利益改进。如果不由中国其他的经济政策来补偿，这将很容易令蓬勃发展的21世纪中国经济倒退，即使不是大萧条。从最低程度讲，这将会使中国雄心勃勃的21世纪现代化计划受阻，会在中国经济的各领域引发不可预见的资源配置错位，削弱中国应付大规模失业问题的能力，最终会对中国整个国家体制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迅速地重新估定人民币价值将会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的一个重大冲击性事件。

　　消除这一事件负面影响的前提是将“迅速重估”改为“循序渐进”。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稳定”。

　　“稳定”在西方被认为是“控制”的源代码。在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士眼里，它被认为是“赤色中国”的用语，象征着对美国所谓“民主价值”、普选、宗教和新闻自由的一种对抗。它是中国人不按美国方式行事的一种借口。当使用“稳定”这个字眼，美国人就会翘起后腿，穿上他们公正的长袍，指手画脚地说中国应该学这学那。当这种祖师爷式的教说变为中国人耳朵边的流行音乐时，别指望中国听众不采取防守反击的上场策略。在这样的一场“道德戏剧”中，美国人把自己当成英雄，诗人中的战士，富晓哲理的领路人，“戴着洁白帽子的好青年”，来到世界贸易的小镇里“扬善去恶”。可惜，中国人的观点稍有不同。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以自我为中心，虚伪，自高自大，傲慢，目中无人。

　　在美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商业平台，经济增长就像是“打飞碟”，或是掷骰子,胜算的概率很小。而这恰恰就是中国人在谈到“稳定”是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最主要条件时所说的。如果中国人采用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中国人岂不是“捂着眼睛”过河？

　　目前有很大比例的美国消费品都来自中国。然而不要忘了，54%的中国出口产品实际上是由外资公司控制。其中很多是美国公司，他们把相当大一部分制造工厂搬到了中国。如果你考虑到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的各种加价，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在美国消费品中达到5000亿美元。假设美国突然间停止进口中国商品，那么这些商品也不会在美国由美国工人来制造。相反，这些商品会从印度、新加坡、墨西哥或是洪都拉斯的工厂购买，并且价格肯定要高。这就是那些“请买美国货”游说集团所寻求的最终胜利吗？中国人和美国人所开的中国工厂将会倒闭，中国商人和美国商人将会放松资金投入。中国工人会失业，作为进口方的美国也有人会失业。

　　这不会是一次成功的经历。世界各地市场的出清价格无可置疑地将会上升，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将会结束短期通货紧缩的威胁。但是它无法刺激发达集团中深层产业链条的良性生长并重新启动世界经济再行增长的发动机。

　　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我们相信，当人们认识到彼此既相联系又相约束时，在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国与国之间所给予的某种调节就可以找到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中国可能会通过资本账户的调整途径逐步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法。资本账户和现金账户的相互结合，有可能允许人民币更为合理地与美元进行兑换。

　　人民币低估对中国也有伤害。在资本账户尚不能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中国对外币的限制使得自己的贸易顺差无法通过资本账户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通，一方面导致大量美元闲置，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对美元进行国际投资的需求。这一问题的延伸会对中国长期出口造成伤害，原因在于，关闭资本账户，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受到限制，无法在国际贸易中收取品牌和制造规模等来自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近期，两位波士顿经济学家指出，当印度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走入市场、打出品牌的时候，印度是在“免费食用中国的午餐”。在美国，找不出一件可以得到美国人认可的中国自己的产品。哈佛的著名中国经济学学者帕金斯(Perkins)推测说，中国仅有两三种产品最终可能会在美国市场上成为名牌。这是可悲的。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将只能保持在经济阶梯的底层。但是如果中国开始将作为中国贸易盈余的一部分美元用于打出品牌市场，她就可以以极大的能量起飞。

　　因此取消其中的某些限制将有双重作用：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调整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同时潜在地帮助中国在美国市场上从手工业式的“经济食物链”向上爬，走向品牌化的高收入经济阶梯。

　　(来源：《今日东方》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曹和平)（来源：《今日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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