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

　　2002年4月17日，刘涌、宋健飞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障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

　　1年零4个月后的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近乎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8月23日，辽宁高院负责宣传的法官刘黎明女士告诉记者，改判原因主要是证据不太稳定，存在一些漏洞，没有审慎地取证，在法律上也有一些不细致的地方。譬如提审刘涌时，向刘涌讯问一些犯罪事实，看看是否能和一审时对上。刘涌的回答和一审时有些不一样，认为有些事儿不是自己指使的，也不是自己做的，还有一些是被别人栽在了自己头上。

　　刘黎明强调，这次改判是公正的，不存在人为因素，是审判委员会的集体意见。对于民间舆论的一些反应，辽宁高院已经整理后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刘涌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认为，刘涌案之所以改判，是在办案过程中有“逼供”行为；普通百姓之所以对刘涌案改判义愤填膺，是因为被舆论所误导，对真相缺乏全面了解。

　　田文昌对刘涌案一审的评价为“判重了”。他说，一审中没有认定刑讯逼供。在定案时，又把不真实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部分为刘涌是否涉及命案。刘涌没有直接参与命案，但他是否指使了呢？这是刘涌能否被判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在预审时，所有参与命案的七八个人都说，是刘涌指使的。但在庭审时却全部否认，而且还有相反证据证明，刘涌不但没有指使，而且还对此表示反对。廖沈观点交锋《外滩画报》是否刑讯逼供

　　沈阳市公安局宣传处的王副处长说，这次辽宁高院的终审，“就我个人而言，是比较遗憾的”。王副处长还针对“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的说法，对记者说：“这是无中生有！说公安局刑讯逼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中纪委也派人下来查过，但最后还不都是没有。再者说，如果真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的话，案件的性质也就变了，刘涌早就出来了，一些公安干警也要受到处分。”廖沈《商务周刊》改判是法治还是耻辱

　　如果真的是刑讯逼供拯救了刘涌，那么，这个改判究竟是法治的一大胜利，还是一大耻辱？

　　犯罪性质不严重吗？且不说公安局的那40个字的高度概括和刘涌指使10多名打手将一名“和他抢生意”的烟摊小老板活活打死的事实，法院也认定了刘涌在犯罪集团中首要分子的地位，而高院事实上宣判了刘涌手下的一名打手“立即执行”的死刑，对作为首要分子的刘涌缘何未依法办事？犯罪情节不恶劣？连高院判决书中都说“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沈阳区域的经济、社会秩序”，更不用说刘涌和马向东等人的勾结，代表了怎样一个黑组织在中国令人恐怖的生长。高昱《北京青年报》从改判看司法信息披露

　　刘涌的案子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他的改判，性质极为严重，对待这样一个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法院理所应当对公众进行信息披露，而不应该仅仅以含糊的措辞敷衍过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终审认定上，法院使用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等很不严密的说法，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也始终没有从法律的立场给出权威解释，因而，关于刘涌案件的种种猜测就始终未能平息。正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客观上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导致了人们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而法律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蔡方华《南方周末》幕后交易的可信度低

　　记者采访了中纪委一位对案件有了解的官员，这位官员分析，刘涌和专案组达成协议的可信度非常低，办案人员可能会有一些手段，但不会达成什么协议。

　　“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谁的可能性也不大，这种人和特别大的生意人还不一样，他在当地可能还算比较大，但触角有限，基本上就是在沈阳范围内活动，但辽宁省那么多干部都下去了，谁给他撑腰，谁敢给他撑腰？”

　　这位官员表示，不清楚他是不是立功，“真正知道的就几个人，不会超过5个人，一个直接问的，也是单线报一个领导，接着就是高层进行决策了。从迹象看，应该是有立功表现的，但刘涌自己不会讲，甚至主审法官也不会讲”。林楚方《中国青年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判决书

　　由于公文式甚至通告式的判决书模式，使人们有理由对刘涌案的终审判决提出质疑：什么是本案的具体情况？为什么作出从轻改判？等等。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民对于判决何以如是的理由的获知，是其司法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因为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意味着判决书的公开，而更重要的是判决理由的公开，论证过程的公开。一份公开发布但语焉不详、似是而非的判决书，同样可能意味着暗箱司法、秘密司法。对于这种判决书，人们是有权提出质疑的。

　　张海斌《中国青年报》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说，在我国司法制度中，刑讯逼供从来都是被禁止的，在《刑法》中刑讯逼供甚至被作为犯罪加以确认。但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看到的现实却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并且大有蔓延之势，成为“顽症”，这与我国司法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有关。“刑讯逼供行为是和现代司法文明背道而驰的，没有将涉案嫌疑人当做一个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有着尊严和做人权利的人，而是当做一个客体，一个可以取得证据的途径和工具，这是对刑讯逼供在司法上必须加以彻底否定的根本理由。”万兴亚大河报2003-09-01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