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内陆小国卢旺达是个在国际媒体出镜率很低的国家，但1994年那里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部族大屠杀：一个人口七百多万的国家里，百日内有百余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惨遭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杀戮，二百多万人沦为难民。今年8月25日，卢旺达举行了自1994年大屠杀以来的首次总统选举，我和一名摄影记者前往采访，有幸亲身感受到大屠杀后卢旺达的变化。

　　“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在内罗毕飞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飞机上，我们遇到了在印度留学的卢旺达小伙鲁迪。这位英俊高大的小伙子不仅健谈，而且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告诉我们，目前他正在印度念工程学博士，已经五年没有回故乡了，这次是专程回家休假。谈到大选时，鲁迪说，他希望有一位能给国家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人当选。

　　当我们试着问他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时，这位十分健谈的小伙一下子变得语塞起来，语气有些生硬地说：“我是卢旺达人。”看出我们的尴尬后，他又语气缓和地解释说：“我两种血统都有。我们卢旺达人现在不愿意再谈血统和部族的问题，因为我们想忘却大屠杀的过去，不想再重蹈覆辙。”在几天的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因为答复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卢旺达人。”一位27岁的小学教师曾不高兴地说：“你们外国人为什么总想按部族和血统来划分我们。我们吃够了苦头，现在不再有什么图西人或胡图人之分。”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自己是卢旺达人而不是图西族人。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淡化部族色彩，推动民族和解。现在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已不再有部族的色彩，而只写明是卢旺达人。今年6月，卢旺达又出台一部政党法，明确规定，不得在亲属、部族、地区、宗教和其它一切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上建立政党。促进民族和解，同时也赢得了民心，成为他在这次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当选的重要原因。

　　“我们珍惜眼前的安宁”

　　通过几天的采访，我们充分感受到卢旺达人渴望和平与安宁的心态，也感受到这个民族善良、温和与礼貌的天性。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热情有礼的卢旺达人伸出双手来同我们握手，并用法语向我们表示问候。无论是在嘈杂的集贸市场，还是在正举行集会的拥挤不堪的体育场，很少会听到恶语相加，打架斗殴的场面就更看不到了。我们的住地在使馆区，周围有英国、美国、埃及等国的使馆，还有欧盟等国际机构的办事处。除美国使馆外，其它使馆和国际机构看上去更像是比较富裕的百姓家，既没有高墙电网，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有的只是几个保安在悠闲地同邻居聊着天。这在许多动荡不安的非洲国家是很难想像的。

　　到达基加利的当天傍晚，我们去市中心一家温州人开的超市换钱。当时，这家名为“2000”的商店的老板不在，偌大一个超市就留两名20岁出头的姑娘在经营，其中一名是老板的妹妹。老板的妹妹见我们来换钱，马上将我们让到款台后面的屋子里，随后开着大门就给我们数起钱来，还不时出去从开着的钱箱里拿钱，当我不无担心地问：“你不怕有人来抢钱吗？”她像没听懂似的“啊”了一声，随后说：“这样的事还没有发生过。”

　　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停地有人向我们灌输基加利的“安全”，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女记者小杜决定去亲身体验一下。发完大选的最后一组稿子已经临近晚上11点，我们来到距住处步行20分钟的一家饭店喝咖啡。我们边品边聊，不知不觉到了12点半。

　　刚走出饭店，街上的路灯和周围所有的灯光突然熄灭了，我们一下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真倒霉，我们赶上了大停电。这时所有有关基加利安全的灌输对我们都不起作用了，剩下的就只有惊恐和不知所措。我和小杜紧紧拉着手向前挪着步子，但由于眼睛一时无法适应黑暗，我们走得很慢。随着两束灯光的逼近，一辆奔驰车停在了我们的身旁。一位黑人小伙探出头来问我们要不要搭车，并说他没有恶意，看我们像是中国人，想帮助我们。惊魂未定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看他确实没有歹意，仗着我们是两个人，所以就跳上了他的车。到了住处门口，我们半天进不了门。因为没有电，按不响门铃，没有人来为我们开门，这位黑人小伙就一直耐心地陪着我们，怎么劝他走都不走，并打开车灯为我们照明，直到来电后，门房为我们打开门，他才离去。

　　通过这次经历，我怎么也无法将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同大屠杀联系起来。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卢旺达通讯社社长鲁塔奇布瓦和卢旺达国家博物馆馆长塞莱斯廷。他们都认为，卢旺达并不存在部族矛盾，所以发生大屠杀完全是那些为了私利制造分裂的政治家从中作祟。卢通社社长说，他们全家在那场大屠杀中逃到了现在的刚果（金），而通知他们赶快逃走、使他们全家免遭劫难的是他们的胡图族邻居。随后这位邻居又将他们家的牲畜财产一一变卖，然后托人将所得的钱带到刚果（金），交到了他们的手里。

　　我们在当地雇的报道员埃米的话，或许能够部分解释大屠杀后卢旺达变得如此安宁与稳定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流的血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十分惧怕血腥，因此就更珍惜眼前的安宁与稳定。”

　　（记者　郭明芳）（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