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霖(《环球》杂志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巴勒斯坦内部爆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后，一个此前并不为世人熟知的人物被阿拉法特推向前台，准备接过地震“牺牲者”阿巴斯的权力接力棒。此人便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主席库赖。

　　尽管库赖取代阿巴斯出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尚未成为定局，尽管库赖轻易不愿意接过这个诱人但烫手的接力棒，但除非阿巴斯和阿拉法特再次讨价还价满足前者的诉求而复出，否则，库赖好歹得出面收拾阿巴斯留下的烂摊子。

　　为什么是库赖？

　　66岁的库赖金融世家，是巴勒斯坦少有的一位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对巴勒斯坦的独立事业发挥过重要作用。巴以和平进程启动前，他一直利用家族的业务和自己的理财天赋担当巴解组织的大管家，为巴解武装力量在黎巴嫩的迅速壮大立下汗马功劳，并资助过不少贫苦的巴勒斯坦人。

　　库赖不仅擅长理财，而且精于谈判，并在中东充满杂货商色彩的政治较量中显示了苏秦、张仪般的外交才华。世人都知道阿拉法特和拉宾达成了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而真正的幕后英雄却是库赖和阿巴斯。当时阿巴斯在突尼斯充当谈判的设计师，库赖则在千里之外的奥斯陆出任巴方主谈手，直接一字一句地构筑奥斯陆协议。他们俩在极秘密的状态下默契合作，终于与以色列谈判伙伴奠定了巴以和平的框架和基础。当阿拉法特和阿巴斯1993年在白宫的红地毯上大出风头时，库赖本分地消失在全球媒体的聚光灯后。

　　在巴以为细化和落实奥斯陆协议的几年里，库赖依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巴方谈判大师角色，他以渊博的学识、灵活的策略、过人的口才和富有创造性的沟通和开拓能力，协助双方一线谈判人员打开了许多死结。他的谈判才华令以色列人敬佩不已，以致于以色列高层人士多次开玩笑要“借用”库赖为他们去攻克外交难关。

　　库赖是惟一正式访问过以色列并在其议会发表演说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他务实、温和的政治立场赢得了以色列人和美国的好感和认可，以致于在巴以打得你死我活的特殊时期，他都能够代表巴方在斯德哥尔摩等地继续与以色列进行秘密谈判。

　　客观地说，虽然库赖和阿拉法特及阿巴斯两人岁数相差不到10年，但论政治威望，库赖只能算第二代领导人。论在整个巴勒斯坦高级领导人中的地位，阿巴斯应当排在阿拉法特和卡杜米(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巴勒斯坦国外长)之后，而库赖则不知该坐第几把交椅。但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而言，他是当然的二号人物，列于主席阿拉法特之后，也是法定的自治政府主席临时继承人。应该说，库赖和阿巴斯的政治影响和群众基础旗鼓相当，只是库赖的人气在被占领土，在地方官员中间，而阿巴斯的拥趸多在海外，在党内(法塔赫)。

　　以笔者的多次接触和观察，库赖的社交兴趣和能力远远超过阿巴斯，无论是与阿拉法特和其他领导人打交道，还是与群众和媒体进行攻关，都胜阿巴斯一筹。阿巴斯缺乏库赖那样的亲和力，固然有身份和职务关系的限制，但这和阿巴斯清高、低调、淡泊名利的政治品格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带有浓厚学究和书卷气质的政治品格固然可贵，却无法适应巴以地区特殊的生存土壤和气候。先天的官场政治能力不足，不但使阿巴斯平素忍受不少地方官僚和实权人物的刁难，也促成他主政百日便遭遇滑铁卢的悲剧。

　　阿巴斯的教训

　　阿巴斯出师不利，不但是他个人几十年政治生涯的重大挫折，也使一度阴间多云的巴以局势风云突变，举世关注，人人揪心。不过，阿巴斯有今天的尴尬并非难以预料，而是注定的结局。早在阿巴斯走马上任之时，笔者曾在《国际先驱导报》上撰文说，“后阿拉法特时代”远没有到来，作为被美国和以色列强行赶上架的“跛脚鸭”，阿巴斯不但飞不起来，走也走不了多远。先天政治条件的不足，内部关系的复杂和外部配合的缺乏，使阿巴斯无法成为阿拉法特时代的终结者，而只能是个摆设和符号，只能最终证明现阶段巴以和平进程不能没有阿拉法特。

　　阿巴斯当然是无辜的，他在不同的场合对自己步履艰难的处境进行了反思，概括而言无非是4点：第一，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整合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进而制止极端组织的乱来。第二，以色列继续执行暗杀政策、持续封锁阿拉法特并拖延执行路线图计划使巴勒斯坦人无法摆脱绝望和暴力循环圈。第三，美国没有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并采取具体步骤推动路线图计划。第四，巴激进组织的自杀袭击给以色列提供了残酷报复的口实，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伤亡和仇恨情绪。

　　无独有偶的是，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9月8日在社论中也对阿巴斯的百日执政从以巴双方两个角度进行了反思，主要观点与阿巴斯基本相同，只不过强调了3点：阿拉法特是“无可救药”的和平进程的“地雷埋设者”；以色列坚持暗杀、逮捕政策并未加采取“慷慨的善举”以策应巴方的主和力量；以色列对阿巴斯履行职责的困难表现出“麻木”。应该说，站在以色列人的视角看，《国土报》的分析大体是公道的。

　　但是，阿巴斯执政百日并非寸功未建。他毕竟作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应邀访问了美国并受到高规格的礼遇，打破几年来美巴关系濒临崩溃的僵局；他毕竟和以色列总理沙龙建立了比较扎实的信任和工作关系，突破几年来巴以高层不共戴天的屏障；他毕竟与其他各方签署启动路线图和平计划的协议，为巴以重开和平进程奠定一个新的起点；他毕竟从以色列手中要回部分被冻结的税收款，多少缓解了巴勒斯坦的财政窘况；他毕竟曾成功说服激进组织宣布停火3个月，只是这个努力在他上任仅8天后被以色列的一次定点清除所摧毁。

　　和平进程的集体反思

　　阿巴斯并没有交白卷，但是这个成绩单离人们奢望的太远。因此，在阿巴斯离任而库赖踌躇未决担心是否会重蹈其覆辙时，有关各方有必要从一个更高的、更中立的角度来集体反思阿巴斯的命运并探索库赖的前途，以便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能真正摆脱各种羁绊回到正常轨道。

　　反思一：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领导人不能由外来势力钦定和左右，否则，只能南辕北辙。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领袖和象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的兴潜去留应该由巴勒斯坦人决定，得民心者自然会得天下。这一点从沙龙不被国际社会看好反而在国内人气很旺可以得到反证。在阿拉法特仍然受到多数巴勒斯坦人拥戴的情况下，美以刻意排斥他、架空他是非常不明智的，也已经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

　　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独立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原本“清清白白”，但美以先是压阿拉法特让其出山，又直接干涉他们的权力分配和矛盾，不但恶化了他们的个人关系，也销蚀了阿巴斯的原有形象，使许多巴勒斯坦人把他误解为美以的代理人而蒙羞。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阿拉法特的支持率明显上升，而阿巴斯的支持率陡然下降。另外，21个巴勒斯坦组织和400多名知识分子、左翼人士和商界领袖联名上书表示支持阿拉法特，反对阿巴斯。激进组织甚至公然要驱逐阿巴斯。对高层分歧忧心忡忡的巴勒斯坦人普遍把美以的生硬干涉理解为一种“阴谋”，客观上弱化了阿巴斯的地位而强化了阿拉法特的原有地位。

　　反思二：给巴勒斯坦领导人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处理激进组织，而不是火上浇油或横生枝节。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本来就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原因有三：首先，它们抗着反抗占领、收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的旗帜，任何巴勒斯坦领导人很难生硬地剥夺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权利(在以色列境内搞袭击不在此列，针对定居点平民的武装袭击也不在此列)，只能规劝它们以合法和更理性的方式进行。其次，哈马斯利用巴勒斯坦大众对以色列长期非法占领的仇恨及其对艰难生活处境的不满，用手中的外来资金修建了大量的幼儿园、学校、诊所、活动中心，甚至直接资助贫困家庭和个人，加之哈马斯领导人生活清廉，赢得了相当多基层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和支持，直接剥夺哈马斯的武装将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失去部分群众。第三，强行缴械很有可能引发巴勒斯坦内战，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混乱。

　　因此，阿巴斯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规劝和约束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策略是务实的和理智的，恐怕库赖也舍此也别无良策。无论巴勒斯坦领导采取什么行动对付激进组织，以色列应当显现足够的耐心，留出一定的时间以观成效，而不是从外围施加压力，甚至采取行动导致这种努力流产。在敌对气氛非常浓烈的巴勒斯坦社会，以色列在这方面施加压力和影响，只能使巴勒斯坦领导人被扣上“通敌”的嫌疑，使其无所作为。阿巴斯及其搭档达赫兰受到的空前指责就是证据。另外，以色列应该执行路线图计划，撤回到冲突爆发前的位置，解除对巴勒斯坦自治区的切割和交通封锁，使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便于调动力量、维持秩序和堵截激进分子的袭击活动。此外，以色列也的确应该停止修建定居点和隔离墙，停止侵蚀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避免授激进组织以口实，为巴勒斯坦领导人进行内部整合创造外部条件和宽松气氛。

　　反思三：美国应该花大气力推进巴以和平进程。巴以领导人的决心、意志和行动是和平进程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力，但在缺乏这种动力的情势下，美国的外在推力作用尤其重要。人们一直以为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会抽身全力解决巴以冲突，但伊拉克问题的泥潭和朝鲜核危机牵扯了美国过多的精力，使美国在启动路线图后基本上撒手不管。如何推动？除向双方施加压力迫使其严格履行路线图计划的时间表外，美国应该修正过于偏袒以色列的立场，设法劝说以色列放弃任何激化事态的行动；另一方面，承认阿拉法特时代仍在延续的现实并恢复同他的合作，为巴勒斯坦当局筹措资金，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帮助他们摆脱对激进组织的经济资助依赖，最大程度地孤立极端分子，使其失去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把巴以冲突简单地定性为恐怖与反恐怖只能使巴勒斯坦人感到寒心和更加绝望进而铤而走险，一味地支持以色列以暴制暴、以暴易暴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一味地同阿拉法特领导的主流派搞冷战也于事无补。

　　反思四：巴勒斯坦总理应该得到相当的权限。有人认为阿拉法特控制了谈判权和兵权，是迷恋个人权力和地位，是出于一己之私。此说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和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考虑的可能不仅仅是眼前的利益得失，而是如何对历史有所交代；考虑的不仅仅是被占领土的300多万人的痛苦，也要考虑流落境外的400多万难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不仅是巴以双边问题，更要考虑那些他无法单独做主的多边问题(如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等)；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制止暴力袭击，而是民族与社会的团结……总之，如果换位思考，阿拉法特有他自己的苦衷，正如沙龙强硬有自己的理由一样。

　　但是，作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总理，既然置其位，应当予其实，让他真正成为一个有实际权力的政府首脑，使他在政令、军令和法律统一的大环境下有所作为，否则，即使库赖接替了阿巴斯，也难以摆脱阿巴斯式的结局。当然，主席与总理的职权划分应该切合实际，而不是由主席包揽一切或者总理越庖代俎。阿拉法特应当信任库赖并给予他足够发挥作用的权力和空间，并为之扫清障碍，库赖应当理解阿拉法特的战略意图和尊重他的领袖地位，并及时沟通和协调，使阿拉法特消除顾虑。

　　不管库赖是否出任总理，问题的核心是有关各方都应该切实吸取教训，重新调整政策和策略，因为，阿巴斯是在外力压迫下产生的总理，而库赖是阿拉法特主动选择的替代者，无论对哪方来讲，意义都将有所不同。如果库赖也败走麦城，巴以间的麻烦可就更大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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