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吕迪格·班德林

　　“9·11”以前：公共关系主管，为维护汉堡技术大学哈尔堡分校的公众形象而工作。

　　“9·11”以后：每天还在原处上班，但班德林坦承，他原先对他人抱有的信任感已经减弱，甚至已经消失。

　　在“9·11”事件中劫持飞机的19名恐怖分子中间，“基地”组织“汉堡小组”头目穆罕默德·阿塔等人曾经在汉堡技术大学就读。所以，揭出“汉堡小组”以后，班德林成了这所大学的发言人，负责向公众发布相关消息。

　　班德林坐着地铁上下班，总觉得周围乘客眼睛盯着自己。当地人把汉堡技术大学戏称为“恐怖大学”。如今，班德林对校园内的外国学生心存芥蒂，难以信任。

　　摩洛哥人艾莎·瓦菲

　　“9·11”以前：作为身居摩洛哥的母亲，瓦菲与获得了法国国籍的儿子萨卡里亚斯·穆萨维自1997年以来再没有谋面。

　　“9·11”以后：瓦菲的女儿之一打来电话，告诉她说，穆萨维涉嫌是“基地”组织未能投入袭击行动的第20名劫机者。如今，穆萨维是美国政府正式提起诉讼的3名“9·11”涉案嫌疑人之一。“天塌了下来，落在我身上，”瓦菲回忆得知儿子参与恐怖袭击消息的感受时说。她自言自语道：“我所有的梦想，都已经破灭。”

　　巴基斯坦裔墨西哥人穆罕默德·西迪基

　　“9·11”以前：从他已经入籍的墨西哥飞回祖国巴基斯坦时，西迪基通常取道美国，可以缩短航程。他去美国驻墨西哥首都的大使馆，获得过境签证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

　　“9·11”以后：去年，西迪基打算回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探望父亲，被单独带入美国使馆内一间屋子，留下指纹，再三接受盘问，陈述自己去巴基斯坦的目的，然后额外缴上80美元，算作美方对他进行背景调查的费用。最后，他还是没有获得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