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的两年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彼此缠绕、相激相荡，主要战略力量不同程度地调整其内外安全战略，重要战略关系相继经历重大变动与重组，地区冲突明显增多，局部动荡有所加剧，潜在热点竞相升温，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天下似乎更不太平。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经整整两年，然而客观地说，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减少，根源并没有铲除，国际反恐斗争效果不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9·11”之后美国外交的三个明显的特点：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为善恶之分，单边主义的发展，主张国际合作的现实主义政策与单边主义政策的反复斗争。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容忍、相互信任和学习，这对今日的世界具有特别的意义。

　　两年前的9月11日，在电视的现场转播下，纽约世贸大楼遭受飞机撞击、起火、坍塌的场面扑入人眼，美国人民的反应是：震惊、恐惧和愤怒。此后，恐怖主义便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议题，影响了美国和世界其后两年的历史进程，衍生了复杂的世界变动。那么，怎样看待“9·11”之后两年中的国际社会，本期视点将就相关问题做出探讨。

　　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更加复杂难测

　　“9·11”事件以来，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在不少方面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彼此缠绕、相激相荡，主要战略力量不同程度地调整其内外安全战略，重要战略关系相继经历重大变动与重组，地区冲突明显增多，局部动荡有所加剧，潜在热点竞相升温，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天下似乎更不太平。

　　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逐渐呈现出白热化和僵持不下的局面。一方面，国际反恐怖斗争取得一定成效。不仅阿富汗塔利班军事组织遭受重创，本·拉登基地组织的老巢被端，包括其核心骨干成员在内的3000多恐怖分子被逮捕，有1.3亿美元的恐怖资金被冻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更加肆虐。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恐怖势力相继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掀起新一波报复性恐怖袭击浪潮。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年时间，全世界就共发生大小恐怖事件接近430起，造成近200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以及大量财产损失。

　　主要大国不同程度地调整安全战略，导致国际反恐合作与传统军事竞争同步发展，国际安全形势中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9·11”事件促使主要大国重新审视内外安全环境，重新安排安全战略的轻重缓急，突出反恐保安，并据此调整武装力量结构，筹建反恐快速反应部队等。外交上，重视和推进双边、多边和区域反恐安全合作，反恐怖成为现阶段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重要粘合剂，国际安全领域中长期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战略竞争与较量有所缓和。但是，美国致力于反恐怖的同时，不仅没有忽略推进其单极世界战略，没有放弃防范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大力谋求建立所谓新帝国，毒化了国际关系氛围，加剧了国际形势中的动荡与不确定性，激化了诸多国际矛盾。

　　两年来上述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大国尤其美国的战略反思仍受到冷战思维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干扰与掣肘，政策调整在不少方面与新时代要求和文明大国应有风范仍有距离。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需要相关各方尤其各大国具有长远眼光，切实负起责任。

　　国际社会仍面临艰巨反恐任务

　　“9·11”事件把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尖锐而又紧迫地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联合国很自然地处在这场国际反恐斗争的第一线。回顾这两年的国际反恐斗争，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为反恐做出了许多努力，尽管美国取得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然而客观地说，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减少，根源并没有铲除，国际反恐斗争效果不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联合国面临的严峻考验：从整个国际反恐斗争的全局看，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最大的恐怖组织“基地”并没有被摧跨，本·拉登还没有被捕获。“基地”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还在全球60多个国家开展恐怖活动。今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恐怖爆炸事件接二连三，没有减少的趋势。联合国报告指出，“9·11”以来，通过模仿和别出心裁策划和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可能性更大了。其次，国际反恐目前还主要依靠各国的力量，对其境内的恐怖组织进行遏制、打击。但许多中小国家特别是恐怖组织活跃的国家，反恐能力严重不足。

　　联合国反恐的决心：安南秘书长指出，“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威胁，它的后果对联合国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影响。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对法制、人权、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攻击。联合国在为国际反恐斗争提供法律和组织框架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合国立即采取了许多行动，安理会很快通过了第1368号决议和1373号决议，第56届联大通过了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第一号决议，还举行了关于反恐问题的特别会议。根据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联合国宣布了对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的严厉制裁措施，并成立了“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作为监督和协助各国执行该决议的专门机构。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防化学武器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药品和预防犯罪办公室等，都分别加强在其职责范围内的反恐措施。

　　“9·11”以来的美国外交

　　“9·11”以后，美国组织起国际反恐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对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但接着，美国又进行了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它与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它在与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协商后又推出了解决阿以冲突的路线图；最近美国又通过参加北京六方会谈，寻求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从这些主要的国际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国外交的三个明显的特点：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为善恶之分，单边主义的发展，主张国际合作的现实主义政策与单边主义政策的反复斗争。

　　“邪恶轴心”说是布什外交的大失误：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提出了“邪恶轴心”说，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打入“邪恶轴心”。这一说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没有一个国家表示赞成，也疏远了美国的盟国。后来在伊拉克战争中法、德等这样强烈地表示反对，与这种说法不无关系。这一说法也把美国自己推倒了毫无转圜余地的绝境，使美国政策难以再有灵活性。

　　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9·11”以后，美国政府中的新右派利用恐怖袭击激发起来的高涨的民族情绪，进一步发展单边主义，并在2001年12月，在美国的反恐战争最需要世界各国合作的时候，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退出了反导条约。为了实现单边主义，布什政府又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先是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说，要在最危险的威胁成为现实之前就对付它，然后在2002年9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加以阐述，并把它的含义引申为打预防性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第一次实践。

　　朝核问题是对布什外交的又一考验：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值得反思的。朝核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不同。布什政府内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意见得到了美国盟国的坚决支持，日本，尤其是韩国都赞成和平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单边主义在朝核问题上受到一定遏制。

　　当务之急：化解文明冲突

　　近年，文明冲突论是一个世界关注的学术话题。“9·11”之后，文明冲突似乎成为自动实现的预言，成为急迫的现实问题。恐怖主义行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准则，必须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应对恐怖主义绝非一个简单的“执法”过程。

　　对于拉登等恐怖主义势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具有文明认同和意识形态的特征。特定的文明认同固然是当今人类不可避免的属性，但这种认同也应避免走向绝对、狭隘、排它和极端。在当今世界上，从精神层面来说，文明认同极端化是文明冲突的根源，是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强势文明人群中，它导致了霸权意识、文化自大，在弱势文明人群中，它导致了“与汝偕亡”的绝望心态，导致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冲突激烈，但在精神倾向上却一脉相通。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容忍、相互信任和学习，这对今日的世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化解文明冲突的精神基础，也是消除恐怖主义的釜底抽薪之策。（人民网9月11日讯，人民日报国际周刊供稿，撰稿：何洪泽黄晴陶文钊 王在邦 ，编辑：王丹）（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