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驻华盛顿特约记者 拉法

　　为了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不远万里前往亚洲的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上周对中国进行了引人注目的“顺访”。美国的媒体称，这是美中首次“面对面”地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但结果“令人失望”。

　　于是，斯诺就到了泰国，参加了上周末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他所谓的“亚洲自由汇率”诉求，受到了大多数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的亚太国家的婉拒，会议发表的最后声明说到：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各国应该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政策。

　　在美国公众的面前，斯诺的亚洲之行却是相当“富于成果”。

　　最起码，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承认实行自由的汇率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虽然，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输得很惨，但是，按照斯诺的说法，实行自由汇率，更加有利于增加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团结和开放。

　　由于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越来越重的分量。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官方一直称为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是否应该改革的话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焦点话题。正如很多报道所说，这种关注直接表现为一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压力主要来自美、日、欧等西方国家。

　　日本、美国间的

　　“奇怪接力”

　　跟人民币过不去的，最早是日本。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主唱换成了美国，日美之间顺利实现了“接力交替”。

　　去年，日本的财长甚至企图在西方七国财政部长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逼迫人民币升值，不过最终未能如愿。如今的日本人，突然变得很“健忘”，他们在汇率问题上的惨痛教训，非得要逼中国也品尝一下。

　　日本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快速增长，对很多国家出现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欧洲和美国深感不安，并引发贸易争端。后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通过各种压力，强迫日本签署了所谓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升值，结果坚挺的日元给日本套上了通货紧缩的枷锁，日本经济转而进入衰退，货币财政政策使用殆尽，经济依然不见起色。

　　日本如今非常愿意看到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轻率决策，再掉入和日本相同的陷阱中。

　　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主唱换成了美国，日本、美国之间顺利实现了“接力交替”。先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几位参议员发出一封信件，要求美国财政部就中国是否将人民币价值低估，从而在双边贸易中占据优势一事展开调查。随后，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这样写道：“这是有史以来布什政府高层官员（关于中国汇率问题）最明确的表态。”据说，美国总统布什也会亲自出马，要在10月APEC会议上，“敲打”一下中国。

　　他们 “以己为先，张冠李戴”美国、日本和欧洲，把国内经济问题转嫁外界因素的心理大致相同。

　　综合外电评价，在近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贸出口强劲，吸引外资在2002年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其中，“过低”的汇率“功不可没”。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型肺炎的严重冲击，但经济整体增长趋势保持良好。在这样大环境中，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挂钩，而美元从去年中期到今年上半年持续走软，因此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的汇价实际也在下降，这成为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个直接动因。美国、欧洲的政客开始叫喊，都是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偏低“惹的祸”！中国货价格过低，大量的出口造成双边贸易的巨大逆差，对这些国家的产业和就业产生巨大冲击。

　　考察这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以己为先，张冠李戴”。

　　在美国，其提出的所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其实有混淆视听之嫌。首先，差距是否“巨大”有待商榷；其次，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也就不存在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走低，汇率因素又从何而来？其实，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挽回流失的国际投资。

　　在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从各自经济利益出发，希望把“钱”留在身边，把国内经济问题转嫁外界因素的心理大致相同。

　　此外，美国批评中国的汇率制度也有其国内的政治因素。因为，制造业和工会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显得比较突出，所以，在美国中期选举正在展开的背景下，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自然希望“获取人心”，为明年的大选奠定基础。

　　人民币是否被低估

　　历史上，不论美元、欧元和日元都曾有所谓汇率偏高或者偏低的时期。人民币也不例外。

　　影响汇率的因素十分复杂，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历史上，不论美元、欧元和日元都曾有所谓汇率偏高或者偏低的时期。人民币也不例外。应该说，一个货币的汇率水平没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确地计算。只有通过汇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来判断汇率水平合适与否，才是一个普遍得到认可的标准。

　　目前，美国学者专家普遍认为，现在就改变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或允许“人民币升值”，从好处讲：可以使进口成本相对更低，提高国内民众购买力，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可以减少外债实际负担等。但是，当这些好处和可能的弊端相比，就凸显其“轻”了。

　　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商品出口多少要受到影响，并可能产生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其次，人民币币值的抬高，很可能会造成物价的下跌，而且还会带来进一步的市场预期，从而产生实质性的通货紧缩，导致消费和投资疲软。人民币升值也会使国外投资成本增加，造成长期性的外资流入下降。这样，推动中国经济的三大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另外，汇率问题还和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巧，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相当艰难的改革。

　　到那时，呆坏账比例依然很高的中国银行体系，究竟能否承受这些突然的变化？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大的震荡，谁能保证其危害“冲击波”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波及亚洲乃至世界？专家认为，也许中国短期内不仅不能让人民币浮动，而且还要给予市场“人民币汇率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变化的预期，这样对我们这个动荡的星球更好些。

　　渐进改革正在进行

　　中国需要在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包括“欧元之父”蒙代尔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坚持人民币目前保持稳定的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外汇形成机制先天不足，比如：针对企业的严格结售汇制度。企业外汇收入必须无条件地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支出则需凭有效的商业单据到银行购汇。这种结汇的无条件性与售汇的有条件性的结合，导致外汇供应远远大于外汇需求，央行被迫购入大量外汇。

　　有消息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外汇管理部门已表示将不断推出更加灵活的、市场主导的相关政策。新政策的方向是，不断减少对企业和个人外汇收支的行政干预，逐步扩大银行覆盖外汇供求的范围，使外汇市场更加充分地反映供求信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机制是全球金融良性发展的要求和保证，中国作为世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能置身在外。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最终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是一个必然。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提出过一个“永恒的三角形”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三个要素中，只能三选其二，若放开资本流动，却实行刚性汇率，势必产生经济调整问题。

　　中国在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的进程中，终究也会从“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向“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的模式转变。

　　中国需要在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有报道称，斯诺在北京之行中，同中方就此已经达成了共识，分歧仅仅在何时而已。显然，这个时间表由中国人自己来定，才更加合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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